Constitutio Deo auct. 5-6. 参见徐国栋前引文《优士丁尼组织编订并颁布〈学说汇纂〉的四个敕令》，第839 – 840页。
D. 1,2,2,35. 42. 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50、52页。
D. 1,2,2,44.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1编，第2章，第2条，第44款。关于这一片段的拉丁文本，可参考前引蒙森与克吕格编辑的版本。
D.1,2,2,47.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1编，第2章，第2条，第47款。关于这一片段的拉丁文本，可参考前引蒙森与克吕格编辑的版本。
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关于表现在西塞罗的著述中对这些教科书的阐述，可参见，斯其巴尼，罗马共同法的法典编纂（第2版），都灵，1999年版，第199页以下。
Constitutio Omenm 参见徐国栋前引文《优士丁尼组织编订并颁布〈学说汇纂〉的四个敕令》，第842页以下。
J. 1,1,2. 参见徐国栋前引书《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11页。
Constitutio Imperatoriam 参见徐国栋前引书《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3页以下。
D. 1,2,2,5. 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44 – 45页。
D. 1,2,2,39. 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51页。
D. 1,2,2,13. 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48页。
Gai. Institutiones 1,7. 参见黄风前引书《盖尤斯法学阶梯》，第4页。
D. 1,1,7pr. 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38页。
D. 1,1. 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34页以下;J. 1,2,3 ss. 参见徐国栋前引书《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15页以下。
西塞罗，论共和国，第2卷，第1节，第2段。此一文献的中文本可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2页。
D. 1,2,2, pr.-12; D.1,2,2,13-34; D.1,2,2,35-53.其中若干片段已被翻译为中文，参见黄风前引书《正义和法》，第42页以下。未被翻译为中文的片段的拉丁文本，可参考前引蒙森与克吕格编辑的版本。
C. 1,17,2,9. 这一片段属于Tanta敕令。参见徐国栋前引文《优士丁尼组织编订并颁布〈学说汇纂〉的四个敕令》，第833页。
Constitutio Summa(529),Imperatoriam(533), Tanta(533), Cordi(534). 这是一系列产生于优士丁尼法典编纂过程中的敕令。Summa(529)为关于新优士丁尼法典的批准的敕令；Cordi为关于优士丁尼法典及其第二版的修订的敕令。它们的中文本由范敏翻译，徐国栋校对，收于《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Tanta为关于《学说汇纂》的批准的敕令，参见徐国栋前引文《优士丁尼组织编订并颁布〈学说汇纂〉的四个敕令》，第820页以下。关于Imperatoriam敕令，属于法学阶梯的颁布的敕令，其中文本可参见徐国栋前引书《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3页以下。
C. 7,75,13 关于这一片段的拉丁文本，参见克吕格编辑的拉丁文本，贝罗里尼，1928-1929年版； J. 2,17,8(7) 参见徐国栋前引书《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217页; C. 1,14,4.这一片段属于Tanta敕令，参见徐国栋前引文《优士丁尼组织编订并颁布〈学说汇纂〉的四个敕令》，第832页; D. 32,23. 关于这一片段的拉丁文本，可参考前引蒙森与克吕格编辑的版本。
C. 1,17,2,17. 这一片段属于Tanta敕令，参见徐国栋前引文《优士丁尼组织编订并颁布〈学说汇纂〉的四个敕令》，第833页。
隆巴尔第（L. Lombardi），学说法论述，米兰，1967年版；路维锡（K. Luig），法典法中的不成文的法律原则，载于斯其巴尼主编《罗马与美洲：罗马共同法》，第8卷，1999年，第21页以下。
参见斯其巴尼，罗马共同法的法典编纂（第2版），都灵，1999年版。
1838年撒丁民法典第15条；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5条；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6条以及1974年法律第1条第4款；1852年秘鲁民法典预备规定第9条（在1936年和1984年民法典中有相同规定）；1868年乌拉圭民法典第16条（与1869年阿根廷民法典第16条相同）；1870年墨西哥联邦地区民法典第20条（1884年和1928年民法典有相同规定）；1917年巴西民法典第7条；1916年委内瑞拉民法典第4条（1922年和1942年民法典有相同规定）；1985年巴拉圭民法典第6条等等，以及中国的《
民法通则》。
作为意大利人，我难以忘记我们1942年民法典的耻辱，在该法典第1条曾经规定：“由于属于特定的种族而对权利能力的限制”。
F. 瓦萨里，法学文集，第3部，第2册，米兰，1960年版，第753页以下，第765页以下（特别是第757到761页）。重要的是，正是这位作者反对上述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预备规定第12条的规定，还写道：“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诉诸于法的一般原则的诸法典的规定，人们确认了法的原则的有效性，而这些原则能够审查实在法的立法的界限”。（参见瓦萨里，前引书，第769页）。一个当代的法律史学家，当然他并不是罗马法的朋友，确认了瓦萨里的这些观念的基础，认为“瓦萨里属于罗马法学传统的流派，不过与其老师夏洛亚（Scialoja）不同，他在对罗马法的通晓中，采用多元的角度来看待法律体制”（参见P.格罗斯，意大利法学：历史的考察（1860-1950），米兰，2000年版，第285页），而瓦萨里本人的罗马法教育背景也是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