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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
亚当·斯密的形式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环境下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一旦看到明清时期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发展便会以为伴随它的应是相应的经济发展。最近，国内外有学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坚持18世纪中国江南的经济是和当时的英国旗鼓相当的，因为两者同样是“斯密型动力"之下的经济。
这样的论点正是形式主义理论前提引起对实际情况的误导的又一个例子。18世纪英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经济。它显示的是前工业社会中极其少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将近）成倍提高。同时，也呈现了新的手工业的发展，它逐步独立于农业，成为当时小城镇大规模成长的基础，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人口行为的变化。再则是科学革命条件的形成，以及英国当时独特的煤炭业的极早发展，如此等等。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实际上是出于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趋势的偶然交叉所致，当时不可见于世界其他地方。18世纪中国的江南既没有成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因此也没有英国规模的城镇兴起，更无庸说它的人口行为变迁。把它等同于英国经济有悖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7
但是，这个明显是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接受？在美国，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推动。这些人的用意是把世界上的经济全都纳入到亚当·斯密的模式之内。我们不要被他们在斯密模式上附加的一个花样——英国煤炭资源的偶然性——愚弄。有人因此以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主义者。但是我们要问：现代经济发展，在"斯密动力"之外，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地只需要煤炭便能促成？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只要有了煤炭便能像英国那样进入工业革命？
他们的另一个附加花样是后现代主义的去欧洲中心化口号。国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论调很有吸引力，因为把18世纪的中国说得十分美好，甚至领先世界，足可使人感到骄傲。(但是，果真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其后的19世纪中国？)其实，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这样的论点和50年代美国保守派反共、反中国的论调客观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看法是传统中国文明十分灿烂，因此，共产党革命完全缺乏任何历史和社会基础。现在，美国50年代保守主义的这一套看法，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完全恢复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全盘错误的，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抛弃了无谓的革命，才正确地走上了像西方一样的市场主义的道路。在本质上这是纯粹的西方中心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斯密古典经济的市场主义的抽象化理念化，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推动之下才会使明显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起码在美国如此。
这里要简略地讨论一下美国知识界今天出人意料、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的联盟。表面看来，两者应是水火不容的。前者自视为保守主义者，而后者多向激进主义认同。但是，两者有一些很重要的共同点。第一，无论是指向西方发展模式的古典经济论还是指向前现代传统（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之前）的后现代主义，都同样地无视中国革命传统。同时，两者在认识方法上有一个十分基本的共同点：否认经验证据的真实。正是这样的认识态度使明显违反经验证据的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得以具有相当的影响。8
国内大部分学者并不接受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因为多年的经验研究的积累不允许这样。但可能有不少人同意它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我个人以为过去国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全世界是因为它同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研究（虽然当时的意识形态比较倾向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可以说是体现于吴承明和李文治二位先生的研究，而不是单一的一面倒，因此发挥了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威力。但是今天的市场主义论其实只考虑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而无视生产关系，抛弃了马克思理论的一条腿，也抛弃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经验证据。国内农史学传统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状况的知识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上再加上生产状况这种第三因素。此外是人口问题，虽然可以纳入生产力研究，但国内长期对这个因素考虑不足。再则是环境因素，在前现代农业经济中这明显是个关键因素，过去也考虑不足。像亚当·斯密那样只用市场机制和理性经济人的构造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一条狭窄的道路，它不能包含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实际，例如，由帝国主义、阶级剥削或小农生存所推动的市场化。这是我在《长江》书中已经提到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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