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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明清时期农村的生产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会是像18世纪英国那样的农业资本化，肥料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近倍增加，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而是与亚当·斯密理论期待相悖的现象。农民生产实践显示的是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基本同样的水平，手工业农业长期相互结合于一家一户。即使进入现代，农村生产实践仍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状态。
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悖论现象所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在实践中的生存逻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小农家庭同时借助于种植业和手工业来维持生存，缺一不可。两者任何之一都不能单独周转，因此长期结合，与英国近代早期趋势相悖。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正凸现了这个特点。
进入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的生产单位规模扩大。根据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接下来的应是在农业现代化(包括机械化、化肥投入、机动灌溉、科学选种等等)的同时出现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集体单位的生产实践显示的却是在多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之下进一步的内卷化——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并没有相应提高。如此的实际所显示的逻辑是现代投入所产生的发展被高度内卷化的劳动投入蚕食掉，结果是停滞不前的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
改革时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先进地区明显有农业生产非内卷化的趋势。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一亿农村劳工者。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乡村是如此巨大，劳动力是如此密集，以至时到今日，除了沿海一带，农业生产实践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适度规模的设想(具有进一步资本化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生产)仍旧有待于将来。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是那么得低。截至今天，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农村经济变迁仍然存在上述种种悖论。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仍旧有待于将来。
这个简单事实，若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的认识方法出发，便很容易被忽视、抹杀。他们总是以理论前提的期待来替代实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理性抉择必定会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完全无视中国18世纪以来长期的社会危机。然而，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方法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它要求我们面对实践、从事实出发。正因为社会现实不符合现存的理论建构，我们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它的实际以及其运作逻辑。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从农村人民的生活实践出发的分析和理论概念。若从纯粹得自理论的“假设”出发，很容易完全脱离实际、歪曲事实。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持续贫穷说明了中国从18世纪以来的长时期社会危机的巨型规模，决不可与英国和西欧相提并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9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而在各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又极其悬殊，因为今天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这种悖论性的共存造成不同于现存理论的社会实际，也迫使我们对它的不同部分及其之间的交接互动（民工问题便是一个交接性问题）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实际来建构关于这种混合多种经济的理论概念。
中国社会的实践历史
在市场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一如它的经济历史，是应该相似于英国的型式的。
但是，中国明清以来显示的却是一系列的悖论现象。首先是明清时期手工业的社会基础。上面提到，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是手工业和农业的逐渐分家，使城镇成为手工业中心，脱离农业，也因此降低了结婚年龄（年轻人不必等待继承家庭农场而成家，可以凭手工业收入成家），同时提高了成婚率（更多的次子、三子等可以成家）。但中国江南等地区的手工业兴起却一直和农业连在一起，成为农民生存依赖的“两柄拐杖"（这是我在《华北》一书中使用的形容），缺一不可。我在《长江》一书里称之为农村生产的"家庭化"，这里不再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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