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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西欧的小城镇兴起是伴随早期工业化的。其大城市的成长见于(其前的中世纪和)其后的19世纪的工业时代。而中国明清时期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小城镇的兴起，但真正大规模的小城镇发展要到1980年代方才伴随快速的乡村工业化而兴起。相对英国，也是悖论：近现代出现的先是大城市，而后才是小城镇，与西方的过程相反。这里所包含的经济发展逻辑是以大型工业带动小型工业，先用计划经济的强行高比例资本积累，在大型工业上突破，再由它来带动小型工业，而不是西方的相反的型式。费孝通说得好：西方的模式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起码在其初期，却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资本的大规模输入，中国社会又一次显示出悖论性的变迁。上面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以及最近的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这不符合经典理论家们的建构。无论是斯密、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构造中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资本主义逻辑整合了的社会，不是一个长期结合多种社会类型的社会。
韦伯并且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而兴起的应该是越来越理性化的社会。其政治体系应是一个理性法律、理性国家机器以及理性民主制度的体系。但中国今日的实践却又是悖论的：它具有相当部分韦伯称作世袭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特征，也是一个政治变迁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社会。
另外，布迪厄虽然很具启发性地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权力关系分析延伸到非物质的象征领域，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在社会转型中象征和物质领域的可能分离，以及其分离之中所可能引发的现象。现代中国的历史经历告诉我们，在转型中的社会极容易出现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而在两者的背离之中，会出现许多不寻常的与现存理论完全相悖的现象。一个例子见于土改中的农村。有人通过社区研究，说明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10正是在阶级的物质基础被完全消灭的时候，阶级的象征建构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地位。正是在地主失去了土地之后，他的阶级象征标榜对他的社会命运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同样，在“文革”期间，正是在国内资本主义失去了所有的物质基础（包括国家兑换私人资产的年利五分公券的有效期的终结）的时候，所谓资本主义路线和“走资派”变成了关键性的象征标榜。当前，许多社会主义的论调和全面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并存，很容易再一次形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表达和实践的背离。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它包含什么样的逻辑？
这一切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者面临的挑战：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曾经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11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工程，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工程，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逐步建立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作者鸣谢】在本文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夏明方、张家炎和白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叶显恩、李放春、应星、张静、沈原、孙立平、王铭铭、郭于华、仝志辉、崔之元、彭玉生以及本刊的三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外，本人曾和李根蟠、曹幸穗和张小军讨论有关问题，得益匪浅。最后，此文的修改也得助于我为北大、清华等院校的三十来位研究生所开办“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讨班上的讨论。 （本文为此项研究的第一部分，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一期。研究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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