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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明确了价值真理的涵义以及法的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们对价值的看法总是见仁见智？是否无论如何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没有分歧就是共识？为求解决实际问题，我们需要对理性、真理与共识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界定。
1、理性的定位
价值真理是一种理性。可是从休谟以来，对理性的不信任或者保留，就没有停止过。有些见解虽然过于直率而使人有逆耳之感，但却如同“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童子之言令人不能充耳不闻。笔者以下面的厘定作为把握共识的前提。首先，理性不是独尊的。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世英说：“历史科学，或者扩大一点说精神科学，总是既包括理性，又包含人的意志、欲望、情感以至下意识、本能等等在内，在这里，理性并不象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就是绝对真理，不可移易。”“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往往会让理性出卖自己。在历史领域中，理性决不象在自然领域中那样坚强无比，它甚至依赖成性，最终总是屈从于人性的其他因素。”[29]其次，理性不是的连续的，也不全是进化的。法国思想史学家福柯在研究知识史时引用另一个学者的话表明：“某种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成分的历史，这个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30]再次，理性不是完全客观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斯坦利．费思在批评自由主义把理性认做是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时指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31]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下述思想，也许可以看作是从理性的产生过程对它的把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这一点的证据就在于：社会科学总是不断地面临各种形式的抵制和监督（来自内部的决不少于来自外部的），威胁着要蚕食它的自主性。”[32]布迪厄以及前述学者们对理性的分析也许不乏偏颇之处，但是它们至少可以让我们避免对理性、绝对真理的迷信，并帮助人们解决对理性的正当怀疑。
2、超越主客关系与新的真理观
进行一种“哲学的转向”，是避免在价值研究中走入绝对主义误区的正确选择。张世英教授指出：“西方自柏拉图以后的传统哲学，主要是近代哲学，一般以主体性为原则，按照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把认识事物的普遍本质作为哲学的最高任务，这种外在性、对象性的哲学观点实际上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看待哲学，研究哲学。”黑格尔是这种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种精神性的统一整体，这就是他所谓的“客观精神”。客观精神最终被实体化为君临于群体的诸个体成员之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而压制了个体。哲学的转向就是教人超越（不是抛弃）主客关系，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复到主客融合的整体，亦即从宇宙整体的内部体验到一种物我（包括人和己）两忘的境界，这是最高的审美意义和价值所在，其中很自然地也包含了一种‘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的感情和意志。这样，科学与哲学、事实与价值意义之分就不是彼此外在的两个领域之分，而是对唯一的现实世界采取主客关系的把握方式和超越主客关系，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或把握方式）之分；就是转向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哲学，从而也转向了同相互理解紧密相联的语言哲学。[33]
超越主客关系的根据，在于对真理的新的认识。海德格尔说：“一个命题是真的，这意味着：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它在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中说出存在者、展示存在者。命题的‘真在’（真理）必须被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34]真理是世界的敞开性，但它不是知识范畴，而是存在论的范畴。[35]对真理的新认识与对宇宙的新认识是紧密相连的。“每一物、每一人、每一部分，一句话，每一交叉点都是一个全宇宙，但又各有其个性，因为各自表现了不同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方式，或者说，各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唯一的全宇宙。”[36]用中国老话来说：“一叶知秋”。 这种转向后的哲学强调研究构成事物的背后的隐蔽方面，通过想象把在场的具体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具体的东西结合为一个无尽整体，而这才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37]同时，生活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个体都参与着对真理的揭示。在海德格尔之前的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反对把单个个体凝结和实体化为君临于个体之上的客观精神，主张用“主体间性” （intersubjektivitaat）代替“客观精神”。主体间性旨在表明社会群体乃是诸独立个体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之网，没有什么独立于诸个体之上的抽象力量来主宰个体。这样，群体成员的行为的主动权就归属于群体成员或个体自己，而不属于高踞于群体成员之上的主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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