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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以上论述中所出现的矛盾表明，在个人意志、利益与公意的矛盾中，卢梭也注意到了两者相统一的一面，但总体来看，由于他更关注社会的团结与主权的力量，并且认为在上面的矛盾双方中前者会削弱后者，所以他企图以自己的契约论来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其结果往往是后者吞噬了前者，就如几十年后法国大革命所上演的那样，虽然这并不是卢梭本人所期望的。
二、 革命与保守的矛盾
在《社会契约论》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中有些观点与柏克和托克维尔有相近之处，而他们都曾对卢梭有尖锐的批评。在卢梭的思想里，革命与保守同时并存，所谓保守是指卢梭主要受孟德斯鸠的影响，对传统与经验的尊重。他认为，“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22](P59)在卢梭看来，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族特性来确立自己相应的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最好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23](P70)强调民族特性，拒绝普适主义，我们或许可以将此看作卢梭思想中保守性的一个表现。卢梭还认为，“凡是法律愈古老便愈削弱的地方，那就证明了这里不再有立法权，而国家也就不再有生命了。”[24](P118)在体制良好的国家里，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法律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会不断地获得新的力量，并且日益受人尊敬。柏克认为，国家和法律首要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随心所欲的改变会使整个国家的链锁和延续性遭到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人类就会变得不会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25](p127)显然，这里卢梭与柏克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卢梭明白传统对现在的制约，他认为由革命而重获生机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它们只是例外，“而其成为例外的缘故，又总是可以从这种例外国家的特殊体制里找到的。”[26](P60)我们知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的根源正在于此前的历史中。所以，卢梭对于革命这种激烈变革方式是极为慎重的，在《答波兰国王书》中，他说：“我们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民族一朝腐化之后而又能恢复德行的”，“除了某种大革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补救办法了；而那又和它所能治疗的疾病差不多是同样的可怕，愿望它既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预见到它却又是不可能的。”[27](P61)他还认为，政府形式的改变总是很危险的，所以，“除非是政府已经变得与公共福利不能相容，否则就千万不要触动已经确立的政府。”[28](P132)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并没有倡导以激进的革命来改革旧制，但在《论不平等》中他倒是表露过这样的思想，例如，他说过，“人们只是继续不断地加以改善，其实他们应当象来咯古士在斯巴达所作的那样，首先扫清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从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29](P131)这样的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在谈到哲学王如何塑造国家和个人时，他说：“他们将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象拿起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擦干净；这不是件容易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肯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30](P253-254)柏克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行为则认为，“在绝对毁灭与不加改造而存在这中单纯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外，也还有其他的某种东西。”“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使自己狂妄到那种不分黑白的程度，把自己的国家视若无物只不过当一张他可以在那上面任意涂抹的carte blanche[白纸]”[31](P204-205)（毛泽东也说过一张白纸可以写最好最美的图画的话）。对于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思想，勒赛克尔指出，“卢梭思想上的革命倾向在这里表露了出来。依他看来，一切改良，都只是应当予以谴责的一种妥协。应该先破坏一切，然后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切。卢梭在政治方面的大胆，是和笛卡儿在哲学方面的大胆完全相同的。但是他的乌托邦理想也同时在这里透露出来，因为他不是要求人民而是要求一个贤明的立法者来清扫旧世界。”[32](P131)显然，柏拉图乃是这种思想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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