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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认为，被告的品格是不可分的（indivisible）。Humphreys J 法官提出：“在我们的程序中不存在这种事：不良品格中的一半付与争议而另一半不付与争议。” Simon LC子爵也指出：“把品格交付争议的被告应被认为是把他过去的所有履历（record）都交付争议。他不能一方面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某特定方面的良好行为，另一方面不允许对方调查能反驳自称良好品格的其他行为。” 近来，法律委员会建议废除上述“不可分”原则，认为交叉询问只应涉及到被告所交付争议的那部分品格 。
2． 不良品格证据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法官都在尝试着通过可采性规则来解决被告不良品格证据的证明作用和偏见性影响之间的冲突问题。现在，普通法为解决这一冲突已建立了如下规则：控方不可提出被告的不良品格证据，除非这些证据有足够程度的证明价值，使采纳它成为正当，即使这些证据会带来偏见性影响。这一规则经由三个著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而确立。笔者拟通过分析这三个判例以达到对这一规则的理解。
（1）Makin.v.att-Gen .for New South Wales
该案中，被告（一对夫妇）被指控谋杀婴儿；该婴儿尸体在此夫妇住处的后院里被发现；有证据证明该婴儿的母亲让此夫妇收养了该婴儿，并答应每月付给他们抚养费（数目不足维持孩子的生活）；有其他间接证据表明被告一收养该婴儿就杀了他；被告做无罪答辩。为了反驳被告可能提出此婴儿是意外死亡的辩护（事实上被告并没有提出），控方提出了以下证据：在被告以前住处的后院里发现了13个婴儿的尸体。这些婴儿也是由被告收养，并因之而取得报酬。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认定，控方提出的有关十三个婴儿的尸体的证据和被告因收养这十三个婴儿而获得报酬的证据可以用来反驳本案中婴儿死于意外事故的辩护。其中，Lord Herschell阐述了以下著名原则：控方不能为了使事实审理者得出这一结论（“被告的其它犯罪行为或性格表明他犯有正在审理之犯罪行为”），而提出证明被告犯有没被起诉书所包含之犯罪行为的证据；另一方面，如果上述证据与案件争议有相关性，或可证明被控之犯罪行为是出于意外还是刻意设计，或可用于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辩护理由，则可以被采纳。
Lord Herschell 的表述实际上包括两条规则。第一，“被告犯有其它罪行证明他有犯罪倾向，从而更有可能犯有被控之罪”这一推理链条是不被允许的。即如果这些品格证据的提出仅仅是为了得出上述推理结论，那它就不应被采纳。第二，如果品格证据能证明被告进行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mens rea）或可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辩护理由等，那它就可以被采纳。
分析这两条规则，我们会发现Lord Herschell所禁止的只是一种推理方式，而不是一种证据。也就是说，他比较了两种形式的推理方式，一种是从被告的其它犯罪行为得出他有犯罪倾向，从而又推理出他可能犯被控罪行，另一种也是从被告的其它犯罪行为出发作出推理，但是不需经过被告有犯罪倾向这一环节，而直接证明被告的犯罪意图或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辩护理由。前一种推理应被禁止，后一种推理因与特定争议相关联而应被允许。
本案中，另外十三个儿童的被杀和被告得到这些孩子的抚养费的证据的运用不是建立在被告有犯罪倾向这一环节之上，而是直接证明被告可能的辩护意见（本案儿童死于自然原因）是不成立的。其推理过程如下：假设该儿童死于自然原因，那么这十四个孩子死于同一原因也就太巧合了，因此这种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其他唯一可信的解释是：Makin夫妇把他们全都杀死了（当然，这一结论的得出还要考虑到被告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动机，并且这些尸体全部发现在他们的后院里） 。
在把Lord Herschell规则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案件中时，法官们遇到了两大难题：①被告有特定犯罪倾向并因此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品格证据，在很多重要案例 中确实具有很大的证明价值。严格地禁止第一种推理不具有操作性，因此也不为法官们所拥护。②该规则第二条有鼓励律师与法官设立特定种类相关性的嫌疑，导致只要某些品格证据能与下列特定问题相关：计划（system）、身份（identity）、无知之交往（innocent association）、无知之目的（innocent purpose）等，即可被采纳，即使这些证据并不具有证明价值。而不属于这些种类的证据，即使具有较大的证明价值也不能被采纳。另外，此规则还要求创立很多不必要的技术性规定，如发生多少次相似事件才可以构成一个“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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