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被告在法庭上作证，为自己辩护，那么他的品格良好的证据就与其证言的可信性（credibility）具有相关性。就是说，他可以提出证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在重大事情上撒谎的人，他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他的证言和陈述应被认为是真实的。同样，被告之外的证人（被告如作证的话，其在作证时的身份也是证人）的良好品格证据也可证明其证言的可信性。
综上所述，被告的良好品格证据不仅与其是否有罪直接相关，在其出庭作证时还与证言的可信性有关，而证人的良好品格证据仅与其证言的可信性有关 。
（二）不良品格证据的相关性
无论如何，法律都不允许被告通过宣称自己并不具有的良好品格来误导事实审理者。当被告有如此行为时，为达到理性证明之目的，控方应有权提出证明被告品格不良的证据以反驳被告之错误主张。
如果被告没有提出证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控方是否可以主动提出证明其品格不良的证据呢？对等推理（parity of reasoning）表明，既然良好品格证据具有相关性，其存在比不存在可以使犯罪事实更不可能，那么不良品格证据也应具有相关性，其存在比不存在可以使犯罪事实更有可能。由此法律的对称性（the symmetry of the law）要求人们至少承认不良品格证据具有逻辑相关性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被告的过去的犯罪行为和现在被指控之罪行有惊人相似性之时 。当然，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也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惯犯的存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对10.9万释放犯人的追踪调查，其中63%后来又被逮捕，他们重新犯罪的结果是：2300杀人罪，3900性暴力罪，1.7万抢劫罪，2.3万攻击罪。调查结果还显示，32%已经破案的杀人罪是由假释、缓刑或保释人员所犯。兰德公司在80年代的一项跟踪调查研究表明，1672名缓刑人员在四年内有51%的人被再次逮捕，并审判定罪 。日本的统计结果与此相似，恐吓犯的再犯罪率大约为70%左右，伤害罪为60%-70%，强盗犯50%-60%，强奸犯为40-50%，杀人犯为30%-40% 。
事实上，人们已普遍认为不良品格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价值。这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上得以证明。第一，各国侦查机关在确立某罪行的实施人时，大多先从具有前科者或在当地名声不良者开始着手调查。这可以说是对品格证据的合理运用 ，毕竟品格不良者比品格良好者更可能犯罪。第二，在牛津举行的模拟审判表明：相对于得知被告以前不曾犯罪（或虽曾犯罪，但所犯之罪与本案被控之罪毫不相似）而言，模拟陪审团在得知被告以前犯有同类罪行时，经过仔细考虑，认为被告更有可能犯被控之罪 。这也就表明，公众认为曾有同类罪行之人比不曾犯罪者（或虽曾犯罪但所犯之罪与本案被控之罪不同者）更可能实施被控之罪。
以上论述仅是说明不良品格证据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关性，至于具体不良品格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及相关性之程度还与以下三个变量有关：①该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被告之不良品格的存在。如果该证据本身是虚伪的，那么它当然不能证明被告之不良品格的存在，也就不具有相关性。②被告的不良品格是用来证明什么的，即不良品格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什么。简单说来，证据的证明对象包括犯罪意图（mens rea）和犯罪行为（actus reus），前者是指被告承认有被
刑法禁止之行为，但否认有定罪所不可缺少之意图，而后者是指被告否认有被
刑法禁止之行为。根据英国证据法，用来证明被告已承认之罪行并非出于意外的证据和用来证明被告对其已承认之罪行有不良动机（mens rea）的证据，都不可以用来证明被告所否认的另一指控的存在（actus reus）。例如，被告承认有触摸一女孩之行为，但不承认有犯罪意图，那么其拥有的恋童癖文学则可以证明此犯罪意图（意图不正当骚扰）的存在。但该证据没有足够的相关性去证明被告所否认的另一独立之此类行为 。③案中其他证据状况。案中其他证据越少，不良品格证据要证明的事实就越多，对其相关程度的要求就越高。在Ball案 中，某兄妹在1908年以前的乱伦行为被采纳用来证明1908年后这一行为仍然存在 。上议院认为，考虑到其余证据已证明他们在1908年后仍共用一床，他们曾经相互拥有的“罪恶感情”（guilty passion）应具有非常高的证明价值。Hoffmann同时强调，如果其余证据证明兄妹已分用两床，案件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前之乱伦关系将不足以证明1908年后二人仍保持这一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