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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集中研究了环境事故和一般组织运用先进技术的风险，而贝克则把风险的蔓延归结为整体的工业化过程。他从这一假设立论，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力快速无限地发展不仅损害了社会安全和财产，同时又将破坏力量释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贝克发现大多数先进社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将其称为“风险社会”。在大多数先进社会里，风险随着财富出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风险也日益扩散。工业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冲突已经通过社会保障得以解决，相应地这种冲突被风险的出现和分配代替。因此，风险社会发展的逻辑标志，已由收入和财富分配转向了风险分配。
鉴于风险无休止地发展，贝克的分析就更令人信服了。风险植根于大规模地将技术创新运用于工业生产中。在他看来，不能再用阶级分析的工具研究这一全新的阶段了。他的信条是：需求是等级性的，民主则是烟雾性的。
就此而论，贝克的观点就很值得怀疑了。但本文强调其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风险与风险认知的联系。根源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风险也来自人类的认知能力。除应用于许多污染物和有毒物质之外，这一点对于放射性而言是绝对正确的。
原则上，社会事实是社会结构，而风险主要存在于社会认知的过程。像贝克强调的一样，风险主要来自认识。例如，放射性并不能被看到或感觉到，很多有害结果只是在很迟的时候才得到补救，或者根本认识不到这种结果，或者在污染物排放之后，要考虑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其消极影响。当发现氟氯昂适合作推动剂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对臭氧层的潜在危害。鉴于这种不可认知性，就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理论和工具使人们了解风险的存在。为了区分健康和疾病，在社会认知风险的过程中，显然要求辨别利弊的慧眼在科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于并非每一种污染物的排放都是有害的，必须寻找一个价值底线，超过了它，人类和自然都将受害。这些价值要受到社会认知的影响，它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普通民众的争论之中，而且也存在于政治阵营之中。不同社会成员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拥有政治权力和话语霸权的人往往比承受风险结果的人更倾向于淡化风险的存在 。 因此，风险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就不足为奇了。这使得风险分析从客观标准进入意识形态和信仰领域，而社会群体恰恰围绕后者影响政治。
由此可以认为，环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价值政策。普通民众和社会运动倾向于夸大污染物排放的消极结果，而代表企业利益的专家则可能倾向于淡化这一问题。另外，为了阻止某些消除污染的标准被采纳，专家还可能修改科学的价值底线，以适应政治需要 。
5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
现在阐述最后一个解释环境行为盲目性的方法，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现代文化与现代社会本身一样复杂，因此，不能孤立地把环境退化归咎于现化文化。在帕森斯的理论框架中，理性、自由、连带和工具行为主义是现代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用科学方法和个体自治表征现代性的特质，并以此强烈地反对武断的后现代主义。运用黑格尔关于现代意识特征的理论分析这两个有关客观世界的激烈交锋的思想，将很有说服力。
黑格尔思想最根本的特征是主客观的分离，这种信仰来自客观世界可以根据主观愿望来调整和组织的认识。这种大胆的观点包括四个基本假设：人类能制造物品；人类能够规划社会；人类能变得文明；历史可以终结。
因而，对工业社会更彻底的批评者相信，不管是清洁技术的运用，还是向后工业社会转变，都不能解决工业社会引起的基本问题。问题源于工业社会的主导性知识体系，现代科学的客观知识妄图实现对人和自然的浮士德式的统治 ，这一点要对环境退化负责。因此，只有新的、非客观的知识类型才能结束环境退化。
这种世界观的彻底革命首先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映，也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纯粹科学性的诠释。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社会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为植根于这种文化的不断膨胀性提供合法性基础，这种膨胀性在经济增长和科学进步中得到显示。作为结果，这种文化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造成西方社会正从根本上受到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折磨。
米都斯和赖恩德斯认为，资本和人口都包含指数增长的结构性能力。然而，不像科技进步那样，米都斯和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无节制增长的刺激仍然在发展，人口增长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人口增长源自道德下滑以及医学为此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口在波动。人口和作为工业化基础的科学技术有利于市场经济。但无限增长的能力并不能否认增长的外部极限，市场经济没有提供阻止它继续增长的法则，而科学也无法约束自身的进步。由于增长本身并无极限，如果只是简单地依赖资本累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将会无限发展，增长的外部极限也即自然极限可能出现。只有当它依赖一种无可争辩的稀缺因素时，增长才会结束，但是资本和科学知识展示了自我创造的能力，本质上并无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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