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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并不是第一个用“两难困境”的方法研究环境破坏的学者，他的功绩在于从学术角度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形成机理。这一原理只能在研究公共物品的学术著作中进行详尽论述。这些物品作为公共财产不能从事实上或道德上排除它的利用。另外，利用这些物品的惠益又要求增进公共福利，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两难困境”。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其产品的分配却面临两难的境地。因而，可以用公共物品理论来解释环境公共物品的过度利用。公共物品不用于私人物品，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消费。虽然，它可以像私人物品一样去生产，但其供给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就环境物品而言，其生产过程包括了对过度使用的限制。然而，恰恰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个人有为此作出贡献的愿望。由于公共物品可以自由取用，人们在谋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并没有促使他们放弃使用的激励。
将公共物品利用的非排他性运用于此就可以发现缺乏促进公共产品生产的激励，每一个理性人都愿意搭便车。如果每一个人都致力于增加公共产品，那么所有人的努力将成效显著，但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这么做，其效果就微乎其微。因此，作为一个对所有人有益的社会目标就这样被忽视了。
公共物品概念的优点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过度放牧现象”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其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此而来的制度安排：应该把过度利用降到有效使用环境的水平。然而用可持续的标准来测算污染的最佳程度是极其困难的。由于人口和生产不断增长，即使合理地利用环境也不可避免地要达到其极限，从而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另外，在达到这一极限之前，基于生态合理行为的不同标准，合理利用自然环境的方式和程度也会千差万别。
再把环境问题置于两难困境之中，核心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合作行为如何出现？有没有使个人自愿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而不是搭便车的机制？
在小型社区中，有两种机制可以促成合作：禁止社会成员污染、破坏环境和在污染者与受害之间进行交易。后一种机制是要么污染者用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来换取扩大生产的许可，要么在排污者同意削减产量的情况下，由受害者给予补偿。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产权设置。
由于较大群体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系纽带”，并且渐增的交易费用都使这些机制无法有效地解决整体社会的“两难困境”问题。总而言之，解决两难困境方案是合作，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也许可以诉求于各种灵活的政府行为。例如，现在的许多中心城市拥挤不堪，可以提高汽车进入市区的标准，也可大幅度提高车价。价格政策和规章制度都是国家对有关行为予以调整的机制。就此而言，市场和计划并非总是对立。这两种合作机制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必要干预。另外，在一个坚信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繁荣的社会里，市场机制的运用也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选民们不一定喜欢市场配置机制本身，而却愿意接受通过市场能够很好实现的目标。
现在，公众对环境政策的同意绝对依赖于可接受的或合理的环境标准，这些共同标准因不同的调配机制而不同。这些机制不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私人价值交换不纳入国家计划，至少短期内是这样的。相反，国家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则会影响环境保护的水平，而社会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家干预。
4 环境风险与认知
解释环境破坏的原因，就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保护环境有益于所有人，而污染还在不断加剧？除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分化和社会两难困境之外，第三种解谜的方法建立在风险概念之上。这一概念在风险评估和风险社会学中流行之前，就已经成为决策理论和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风险用指不能预测某一行为的结果，但是，它假定理性人能够用概率推测各种可能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知道偶然因素出现的频率。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极为重要的，不确定性是指许多无法控制的事件决定决策结果，而风险则指基于已知的概率或偶然性不利事件发生的机会。在环境法学中，预防环境风险发生的原则是损害预防原则，而预防在科学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损害的原则被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 ， 或谨慎原则 。在社会学中，与环境问题相关的风险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宽泛和不确定的含义。这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对生态风险习以为常。在卢曼看来，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已经由危险转向了风险。前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说是面临危险的，而现代社会则是面临风险的，而危险来源于个体或集体行为者无法控制的境遇，而风险总是决策的结果，二者的区分已经被证明。例如前现代社会总是面临饥馑的危险，一旦社会能够避免它，危险就变成了风险，这就可以把必要资源用于不同领域。
风险的出现和接受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备要素，帕罗和贝克已经运用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方法详尽阐释了这一基本思想。帕罗的贡献在于他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生态破坏现象，它并不是大烟囱排放这种有规律的形式，而是偶然的环境事故，如果这些事件本身就有高度的潜在灾难性，就会误导人们迁怒于不当操作。但事实是“大多数高度”危险系统（如核电站和核武器）的固有特性使事故不可避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紧密相关性致使环境事故难以避免。如果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无法预测的原因失灵，复杂的相互影响就出现了。一旦系统的失效部分与其他部分不能彼此独立，相互关联性就表现出来了。帕罗声称，如果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事故，那么这些事故就是正常的了。他把当今社会看作是一个能够适应高度风险的社会。关于如何处置高度危险系统的问题，帕罗的方案是舍弃核能与核武器，限制海洋运输等高度危险活动，容忍和改进航空、化学和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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