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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法更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依赖的行为理论 。 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个体决策的依赖因素有：一系列的现实选择；机会结构，即指选择的相关成本；个人偏好。其中前两项在预算限制曲线中得到说明。如果偏好和可供选择的资源是特定的，那么选择仅由机会结构决定，无需用货币单位来解释这种结构。经济学的标准方法是假设偏好是外在的，而一种更宽泛的社会经济学的方法则是探究偏好的内在成因。如果假定偏好是内在变量而不是参数或其他情形，这种情形是外在刺激引起偏好，而不是内在偏好影响行为，那么，行为改变的缘由要么是约束的变化，要么是偏好变化，其实常常是二者的结合。并且道德价值观对于偏好的形成和程度起着重要作用，在无法确定行为者的价值观时，单纯研究行为者的满意程度是无法想象的。很显然，需要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分析环境问题。
二 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除了上述对环境问题成因的一般认识之外，对于环境问题的终极和具体原因以及解决环境问题所依靠的力量还有自身独特的理论框架。
1 增长极限的疑问
20世纪60年代，环境主义者的激进主张是停止经济增长和保存环境。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的著名论文，通过对世界人口、工业规模和自然资源存量的研究，得出三条结论：(1)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在今后的100年之内将达到这个行星的增长极限。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突然间不可控制地衰退。(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可持续到遥远未来的生态上和经济上的稳定状态是可能的。全球的均衡状态，可以这样设计，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如果人类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那么为达到这种结果的行动开始得越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
这些主张被总结为：“有限的资源不能持续支持任何无节制的增长，这就是环境困境的症结所在。”然而要使人信服，这一观点需要有些限制条件：
第一，增长不仅仅是经济的，还包括环境容量的增长，这种容量是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恢复和自净能力而言的。例如，只有当石化燃料的使用超过森林和海洋对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时，才会导致温室气体的增加。因此，如果需求超过供给，或没有合理机制调节二者的平衡，生态崩溃将不可避免。
第二，这个条件涉及自然限制的定位，如图1，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在投入产出两个方面与环境相关联，在投入一端，经济活动消耗资源；在产出一端，它污染环境。因此所有物质生产消费都利用了环境的双重性，既是原料（包括空间）来源，又是污染物、废物的回收站。
因此，生态系统无序状态的重要经济根源是消耗和污染。无序来自不平衡的交换：一方面，环境为经济起到了资源供应者和废物容器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却没有促进自然的保护。工业经济活动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单向性：物质生产消费几乎不可避免地使用自然资源，却没有相应地为保护自然作出贡献。不管经济处于停滞还是增长阶段，这种基本性结构问题都存在，当然，快度的增长加剧了这一问题。《增长的极限》的作者米都斯和赖恩德斯认为，人口和经济依赖于地球上的空气、水、食物、原材料、石化燃料等。增长的极限就是这个星球提供这些物质和能源的极限，也是它吸纳污染物和废物的极限。这些极限是自然属性，迟早会在经济停滞中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对增长率、结构调整和相关技术的依赖性很小。
在讨论经济与生态冲突的问题中，物理性极限形成了这些激烈争论的关键问题，并形成了增长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悲观主义者坚持认为无限增长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既使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但终归有限，它的容纳能力早晚要被增长的经济毁坏。因此，有的学者声称：“相信在有限的世界中，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经济学家。”乐观主义者并不否认地球资源和污染物容纳能力的有限性，但他们认为，这些限制是否成为人类行为发展障碍取决于替代品、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无限发展的技术可能被用于减轻工业生产造成的破坏。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增长的自然限制是在经济的投入一端，还是在产出一端更为敏感呢？像马尔萨斯等研究增长极限的学者倾向于强调资源的有限性，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但是考虑对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可能更重要。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预言，像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和2000年全球报告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与之相对比，水土流失、热带森林破坏和对海洋水产品的过度捕捞表明原材料供给危机主要体现在可再生资源上，然而就日益受到关注的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而言，似乎污染问题是当今经济增长的重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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