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和信息密切相关。森认为,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饿失败而承担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民主的实践,对传播那些能够对防止饥荒的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如,出版自由和关于干旱和洪水的早期后果的信息,关于失业的性质和影响的信息),可能作出极其重大的贡献。富于进取心的新闻媒体,是关于遥远地区饥荒威胁的基本情况的最主要来源,特别是当它们受到民主制度的激励去披露事实而置政府于窘境(权威主义政府通常通过审查删除这些事实)。所以,森强调,出版自由是受饥荒威胁的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好的预警系统。[20]如果我们换个通俗的说法,那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就不会有饥荒。森的贡献在于,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自由的拓展,而自由本身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言论自由与饥荒的关系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森对“李光耀命题”进行了批评,该命题的要义是,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森以为,依据一个很小的样本(韩国、新加坡等),不能支持这样一般的结论。亚洲有专制而停滞的国家缅甸,非洲有民主而速度发展速度位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国家如博茨瓦纳。很多研究表明,自由、民主,如同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业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一样是促进发展的。[21]言论自由作为民主制度下信息公开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森认为它是普适的。
结语 直面虚实之间的言论自由
前文中提到,我们的主张是思维同生活世界的无限贴近。这意味着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同意理论应该“有用”。但是,这样的态度往往会导致一种“反理论”的虚无主义趋势。所以我们还得澄清立场:对理论的偏好以及对理想的向往。总的说来,我们认为,理论一方面要对生活世界予以深切的关照或是有力的解释,一方面又要同生活世界保持足以让我们冷静的距离。我们对西方言论自由理论的梳理实际上是在展示一种“思”。“思”产生于“思”的生活──学者们最擅长的一种生活。“思”的展示让我们直面虚与实的两重世界,“言论自由”意识的如何形成以及生活世界里言论自由的“真实”状况。规范论证从言论自由之心理结构的角度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合法性依据;实证分析则描述了生活世界中言论自由的实际形态。也许,只有直面虚实之间的言论自由,我们才能获得自由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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