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我们说，应尽快废除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以扩大内需，建立统一大市场。
　　2、迁徙自由，合理配置城市居民，以此促建合理的社保体制
　　僵化的二元管理体制，使市民享有很多权益，但尽管如此，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由于下岗、疾病和事故等原因，出现许多赤贫化的城市居民，对这些市民的贫困问题的解决是令许多政府头痛的大问题。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生活负担也较重，且年龄偏大，故在存在激烈工作竞争的且生活费用较高的大城市，要维持正常的生活标准，实属不易。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公民有迁徙自由的话，人口流动甚为平常，这部分居民完全可以选择迁入一些中西部的低消费城市，从而以满足一个相对于原先是小康的生活水准，所以我们可以说，让市场来决定人们的迁移方向，让城市消费水准来配置人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类社会问题的压力，其用实为事半而功倍。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七八十年代后，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而其社保福利在城市中几乎为零，象征性的社会福利仅仅是他们所承包的位于家乡的土地，他们却为其工作的城市社会保障资金提供了重要来源。这些福利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根本无缘享受，其实质就是某些社会利益体只愿坐享农村劳动力流动带给他们的实惠，而不愿承担自己应为之付出的对价，却让流动者自己全部承担下来。农民兄弟姐妹们负担的无理的额外的沉重代价自不必提，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未来也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二元结构造成的最大的隐患也许就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另外，被歧视的社会边缘群体的反社会倾向亦是万万不容小视的问题（11）。
　　3、迁徙自由，真正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农民无法摆脱乡土枷锁，只能从事以农为主的生产活动，但是农业并不会对广大农民产生凝聚作用，而因其内在特征相反却产生了强大的离心作用。原因如下：
　　在农业经济中，因粮食需求极端缺乏弹性，故农业中的某些发展对农民自身发展来说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12）如果在科技等因素的带动下，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增加的话，农民的收益则鲜有明显增长，甚至会出现大幅的减少，这实际上就是市场这只大手建议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农村。事实上，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光指引着广大农民群众离乡，而且在城市里这只无形之手也应会热情地拥抱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当然这种情况是在假设的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可遗憾的是，自1958年以来的户籍制度已经将这只手生生斩断，农民被困，农业后滞，社会福利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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