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是个身份社会，法律对家族中的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关系，社会上的贵贱、良贱范畴，结合特定的案件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并不厌繁琐、持续不断地制定细则规定。就司法官员而言，辨析、确定涉案当事人之间的名分关系，乃审判之要务。这15则“比引律条”，正反映出司法中面对某一类型案件中立法尚未规范的关系，如何通过比附来确定合适之名分之过程。比如关于亲属乱伦的上述第（15）条，发生于明代，律学家王肯堂在《律例笺释》中指出：“奸妻之亲母，律无文，宜比附确当上请，盖论服则缌麻以上亲，以义则亦伯叔母与母之姊妹比也。{3}（P.708）”（笔者按：依《大明律》“亲属相奸”条，与伯叔母通奸是斩，母之姊妹是绞）。从明代的“比附律条”可窥得该案的处理结果：“女婿奸妻母，系败坏人伦，有伤风化，比依本条事例，各斩。”[26] 与明律相比，《大清律例》的“比引律条”在将名分关系明晰化的同时，更在律典正文的“亲属相奸”条中用律注标明：“若奸妻之亲生母者，以缌麻亲论之太轻。”[27]（笔者按：依《大清律例》“亲属相奸”条，与缌麻亲通奸，杖一百，徒三年），还比依母之姊妹论。
有必要指出，上述的比附类型，即便以当代视角观之，也不能说是为了入罪之需要，比如上述第（1）条在共同犯罪的场合，将僧道与徒弟的关系比附为家长和卑幼关系，即可依据“共犯罪分首从”条：“若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长”，[28] 比附之目的在于使徒弟出罪。在其他例子中，如伤害、通奸、杀人、弃尸、骂詈等本来即法有明文惩罚之行为，依据不涉及名分之普通条款（比如“凡和奸，杖八十”）便可入罪。可见，古人的“无正条”与近代的“法无明文规定”在理解上存在着一定差距，在名分的比附类型中，其毋宁为“法律没有适当名分之规范”，近代对比附之批判，不无偏颇之处。当然，不可否认比附与直接适用普通条款相比，在量刑上显然不同。
（二）类推式的比附
“比引律条”中如下五例，可谓类推式的比附：
（第三条）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29]，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杖八十。（第五条）打破信牌，比依毁官文书律，杖一百；（第八条）遗失京城门锁钥，比依遗失印信律，杖九十，徒二年半。（第二十四条）奴婢诽谤家长，比依奴婢骂家长律，绞。（第二十六条）弃毁祖宗神主，比依弃毁父母死尸律，斩。
上述五例中，米麦与盐同为食物；信牌，作为置立于州县，拘提人犯，催督公事之物[30]，与官文书同为记载官府事务之信物凭证；京城门锁钥与印信同为关防之物；“以不实之词毁人”的诽谤与“骂”这种“以恶言加人”之行为（两词解释见《汉语大词典》），性质相似（侵犯名誉罪）；祖宗神主可以视为祖宗之化身。此类型之比附，似与类推并无二致。
（三）特别的比附
其余数条，似乎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类推之界限，不妨称之为特别的比附。如果说上述第（3）条中的另一种情况，发卖猪、羊肉灌水比附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律，以现代的视角，尚可说是属于同一犯罪类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话，下列诸条可以说超出了当代法律人的想象力，如：
（第二条）强、窃盗犯，捕役带同投首，有教令及贿求故捏情弊，比照受贿故纵律治罪。（第四条）男女订婚未曾过门，私下通奸，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第六条）运粮一半在逃，比依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律，杖一百；（第七条）既聘未娶子孙之妇，骂舅姑，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第十一条）考职贡监生假冒顶替者，比照诈假官律治罪。（第十七条）偷盗所挂犯人首级，丢弃水中，比依拆毁申明亭板榜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第十九条）兄调戏弟妇，比依强奸未成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第二十条）拖累平人致死，比依诬告人因而致死一人律，绞。（第二十一条）官吏打死监候犯人，比依狱卒非理凌虐罪囚致死律，各绞。（第二十五条）奴婢放火烧家长房屋，比依奴婢骂家长律，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