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Roxin与Jakobs的义务犯理论之比较：代小结
Roxin教授根据他的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目的理性的思考方法，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和法律素材的结构性差异中发现了义务犯的存在根基，并通过对特别义务的考察发展出深刻影响了刑法信条学的义务犯的理论体系。Jakobs教授则在他的机能主义的规范论立场上运用令人叹服的哲学思维能力进一步论证了义务犯的规范基础，并将在各种批评中几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的义务牙口理论带往另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道路。
同为义务犯理论的提倡者，两位教授之间的相似之处自不待言，如支配犯与义务犯的两分法，义务犯对参与理论和不作为理论的具体影响等。不过，“尽管Roxin所发展的义务犯概念被Jakobs接收，但是两种方案之间不仅在基础上，而且在范围上都存在区别。”[96]其区别主要有如下几点：（1）Roxin教授只是模糊地指出特别义务源于已经被型塑的社会生活；Jakobs教授则进一步强调了该社会生活的抽象特征--制度。（2）特别义务在Roxin教授那里只决定正犯性；在Jakobs教授那里则同时还是义务犯的可罚性之基础。（3）Roxin教授认为身份犯全部都是义务犯；Jakobs教授则认为只有违反了具有制度关联性的积极义务的身份犯才是义务犯。（4）Roxin教授认为不作为犯都应按义务犯处理；Jakobs教授则认为必须是基于制度管辖的不作为犯才能视为义务犯。（5）Roxin教授的支配犯与义务犯的两分法停留在正犯领域；Jakobs教授则继续挖掘出组织管辖和制度管辖的统一的刑法归属原理。
关于两位教授的义务犯理论更详尽的比较在这里已经无法继续展开了，因为如果不和其他学者对义务犯理论的态度结合起来，就很难从事实、规范和机能的多维视角中全方位地理解义务犯理论。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文的写作范围，更多的研究只能遗憾地留待以后和他处。
【作者简介】
何庆仁，北京大学法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教师。
【注释】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Aufl., 1963, S.352ff.《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一书的书名如何翻译有不同看法。许玉秀教授将这本被她誉为“世界法学名著”的书的题目翻译为《正犯与犯罪支配》（参见许玉秀：《当代
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陈志辉博士译为《正犯性与犯罪支配》（参见陈志辉：《义务犯》，载《月旦法学教室》第23期，第34页）；徐久生教授译为《正犯与行为支配》（参见〔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74、787页）；王世洲教授则采取的是《行为人与行为控制》的译法（参见〔德〕雅各布斯：《
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王世洲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99页）。关于“Tterschaft”，主要是译为“行为人”、“正犯”还是译为“正犯性”意见不一，冯军教授另认为：“实际上Tterschaft既包括了unmittelbarer Tter（直接正犯），也包括了mittelbarer Tter（间接正犯），还包括了Mittter（共同正犯）。为了区别Tter和Tterschaft，也为了明确Tterschaft内容的多样性，我没把‘正犯’作为‘Tterschaft’的译语，而是译为‘行为人共同体’。”（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笔者认为，冯军教授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以“行为人共同体”来指涉“Tterschaft”容易使人误解该词只针对数人共同犯罪的共同正犯。在“行为人”与“正犯”之间，鉴于“正犯”一词已经是学界的基本概念，笔者倾向于选择后者。在“正犯”与“正犯性”之间，考虑到汉语的名词往往暗含了该名词所代表的属性之意义在内，似乎以采前者为宜。关于“Tatherrschaft”，究竟将其译为“犯罪支配”还是译为“行为支配”为佳，借用陈志辉博士的解释：“Tatherrsehaft这个用语，中文文献中出现过‘行为支配’的译法，这个译法不能说是错误，但是不够妥当，因为固然Tat这个德文单字的意思是‘犯罪行为’，但是如果考虑到Tatherrschaft的其中一个下位概念是Handlungsherrschaft时，将Tatherrschaft译为‘行为支配’，就不知道应该将Handlungsherrschaft译为何种用语才好。有鉴于Tatherrschaft是外延较宽广的上位概念，所以其适当的译语是‘犯罪支配’，行为支配(Handlungsherrsehaft)则是专指行为人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情形。”（陈志辉：《义务犯》，载《月旦法学教室》第23期，第34页）。以上述理由为基础，笔者最后采取的《正犯与犯罪支配》的译法。
对“Pflichtdelikt”的翻译也有一些细微不同的看法。有人译为“义务犯”（如〔德〕施特拉腾韦特、库伦：《
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有人译为“义务犯罪”（如〔日〕神山敏雄：《不作為傪傔偖傞共犯論》，成文堂1994年版，第158页）；还有人译为“义务性犯罪”（如〔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0页）。笔者认为，从语义上说，“Pflicht”指“义务”，“Delikt”指“犯罪”，所以上述三种译语都没有问题，但将“Pflichtdelikt”译为“义务犯”是最简洁明快的选择，也符合犯罪论领域称呼各种犯罪形态时的用语习惯，故采之。
Vgl. Seier, Der Einheitstter im Strafrecht und im 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JA 1990, S. 383.
Vgl. Witteck, Der Betreiber im Umweltstraf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n Pflichtdelikten, 2004, S. 143.
具体文献不一一罗列，请参见Roxin教授本人的详细枚举：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2006,S.740。
三本著作分别为：Sánchez-Vera, Ptlichtdelikt und Beteiligung-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Einheitlichkeit der Zurechnung bei Tun und Unterlassen, 1999; Witteck, Der Betreiber im Umweltstrafrecht, 2004; 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Dogmatik der Unterlassungsdelikte und der Sonderde likte，2006。其中前两本对义务犯持肯定态度，第三本则是与义务犯的论战。
参见中羲腾：《偂傡傘傞‘媊柋斊’偺正犯性》，载《佐伯千仭博士還歷祝賀〈犯罪偲刑罰（上）〉》，有斐閣1968年版，第463页以下。但该文的基调是否定性地评论义务犯。
参见松宮孝明：《今日偺擔杮孻朄妛偲偦偺課題》，载《立命館法学》2005年第6期，第295页。极个别的文献是平山干子博士的一篇论文：平山幹子：《“義務犯”偵偮偂偰（一）》，载《立命館法学》2000年第2期，第484页以下；平山幹子：《“義務犯”偵偮偂偰（二·完）》，载《立命館法学》2000年第5期，第2027页以下。义务犯在日本刑法学界甚至是个有些陌生的概念，笔者可以举一件笔者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佐证：2008年4月24日晚，山口厚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做“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讲座，在提问阶段，笔者举手向山口教授请教义务犯与结果无价值之间是否存在排斥关系的问题，结果担任翻译的金光旭教授不太清楚“义务犯”所指何为，要求笔者简单解释什么是义务犯，因为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情急之下笔者脱口说出了有点失礼的如下话语：“如果翻译成日语，我想教授应该会明白的”，惹得在座老师和同学一阵哄笑。后来山口教授也是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角度，而不是真正义务犯的角度回答了我的问题。如果学养如山口厚、金光旭教授者尚且没有透彻地理解义务犯的含义，可以想象其在整个日本刑法学界是何种状况。
参见陈志辉：《义务犯》，载《月旦法学教室》第23期，第34页。
参见许玉秀：《
刑法的问题与对策》，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48页。
陈志辉：《义务犯》，载《月旦法学教室》第23期，第34页。
可以以笔者亲闻的冯军教授经历的另一阵哄笑来证明这一点：2004年11月26日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的“
刑法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上，冯军教授指出，警察看着妇女被强奸而不救，警察应该构成强奸罪，就像“如果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在被强奸时而不管，我认为他应该是强奸罪的正犯而不是从犯，因为他有一种特别的义务”。冯军教授话音未落，听众席上就响起了一阵会意的笑声。论坛实录请参见梁根林主编：《
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以下；冯军教授的发言请参见第305页。
松宮孝明：《今日偺擔杮孻朄妛偲偦偺課題》，载《立命館法学》2005年第6期，第295页。
陈志辉：《义务犯》，载《月旦法学教室》第23期，第38页。
Schünemann( Hrsg. ), Grundfragen des modernen Strafrechtssystem, 1984, S. 1.
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8页。
Vgl. Roxin,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 Aufl. , 1973, S. 7.
Liszt和Radbruch的观点转引自〔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Vgl. Schünemann(Hrsg.)，Grundfragen des modernen Strafrechtssystem, 1984, S.18ff.也请参见〔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以下。
〔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54页。
〔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以下。
Vgl. Roxin,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Aufl.,1973,S.4f.
Ibid.,S.12.
〔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243页。
〔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54页。
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在另一篇文章中，Roxin教授明白地总结说：“我的体系与过去时代中的体系性发展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请允许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体系化不是根据本体的标准（因果性或者目的性），而是根据刑事政策性的目标设定（
刑法的和刑罚的目的）来进行的，……这里涉及的不是单纯的抽象和理论性的体系结构，而是通过这个理论来对大量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方法作出有意义的说明，以及部分地使这种方法成为可能。”（参见〔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60页。）
Vgl. Roxin,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 Aufl., 1973, S. 40 f.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2006, S. 125.
Vgl. Schünemann(Hrsg. ), Grundfragen des modemen Strafrechtssystem, 1984, S. 51. 关于起源于Roxin的目的理性的
刑法体系在今天德国刑法学界的进一步发展和影响，以及其未来的走向还可以参见〔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以下；〔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54页以下。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25 ff. , 108, 335 ff. ,527.
Ibid., S.25 ff., 534 f.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i. , 2006, S. 529.
Ibid., S. 126 ff.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2006, S. 352 ff.
Ibid., S.392ff.,399ff.陈志辉博士提出一个新的方案(Vgl.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rdelikt, 2006，S.112ff)，认为不用等到将来，现在就可以在正犯体系中将亲手犯消解，即一方面将不真正的亲手犯划入义务犯--也就是他称为保证人身份犯(Carantensonderdelikt)的那个东西--的范畴，另一方面将真正的亲手犯划归行为支配(Handlungsherrschaft)之下，由于支配犯与义务犯（保证人身份犯），按照他的老师Schünemann教授的说法，都可以说是“对造成结果的原因有支配”(Schünemann, Grund und Grenzen der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 1971, S.235 f)，那么就可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一的正犯体系，从而克服Schünemann教授本人都没有解决的无法在正犯体系中处理亲手犯的难题（Schünemann教授曾经明白地承认，他的一元论的正犯体系除亲手犯外，至少对其余两种最重要的犯罪类型--支配犯和义务犯--是适用的，参见Schünemann：《在莱比锡和维也纳
刑法注释书中所呈现出来
刑法修正后的德语区刑法学》，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95页）。但是，将真正的亲手犯划归行为支配之下会引起的问题是，其他的行为支配之情形与意志支配和机能的犯罪支配是不冲突的，只要事实情况发生变化，某一犯罪（如故意杀人罪）可以从行为支配转变为意志支配或者机能的犯罪支配；可是亲手犯至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意志支配的间接正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行为支配和其他行为支配不一样呢？它们又如何共处于一个概念之下？所以，笔者认为Roxin教授的看法在体系上更为顺畅。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Aufl.,2006, S.528.这是Roxin教授最开始的体系，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主要是义务犯的范围有了不小的变化。
该概念系从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Aufl.，2006，S.352ff中归纳得出，也请参见Sánchez-Vera, Pflichtdelikt und Beteiligung, 1999, S.24 f；陈志辉：《义务犯》，载《月旦法学教室》第23期，第36页等根据更丰富的文献资料所作之总结。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2006, S. 354.
Vgl.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2003, 25/273.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385 f.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396.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386.
Vgl. Sánchez-Vera, Pflichtdelikt und Beteiligung, 1999, S. 19.Sánchez-Vera的归纳在第三点和第四点的衔接上可能会引人误解，第四点中的“相关构成要件”不应该理解为第三点中被立法者明确表述为义务犯的那些构成要件，而是也包括那些没有明确表述为义务犯但通过解释应该被理解为义务犯的构成要件。因为义务犯是由其自身的规范结构所决定，而不是立法者偶然为之的条文。
Vgl. Roxin,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 Aufi. , 1973, S. 17 f.
以上内容参见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Aufl.,2006, S.384 ff。前文已经介绍，不纯正的亲手犯也属于义务犯，但由于亲手犯未来会走向消亡，本文站在义务犯与支配犯的两分立场，没有再单独从亲手犯的角度论述问题。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463.并请与第742页进行比较。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ehaft, 1. Aufl. , 1963, S. 527.
Roxin, Tterse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741.
Ibid., S.396.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2006, S. 360ff;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2003, S. 275.
Ve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2006,S.364ff；两个判例的出处分别为BGHSt 4,355ff; OLG Stuttgart JZ 1959, 579.需要说明的是，Roxin教授的该观点是在1975年德国刑法修订之前提出的，当时限制从属性还没有被贯彻，立法也没有强制规定对于参与而言主行为必须是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德国刑法修订后，Roxin教授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由于变动后的《
刑法》第
26、
27条，在义务犯中对无故意的主行为的参与不再是可支持的(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4-8.Aufl.,1984-2006, S.552)。有学者在批判Roxin教授的该观点时，忽略了立法状况和Roxin教授本人学术观点的变化(Vgl. Bloy, Die Beteiligungsform als Zurechnungstypus im Strafrecht, 1985, S.233ff)，就像陈志辉博士指出的那样(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 2006, S.34 f)，是不可取的。
Vgl.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355ff, 477ff.
Ibid., S. 460.
Vgl. Witteck, Der Betreiber im Umweltstrafrecht, 2004, S.99.但是Roxin教授本人始终没有真正跨出那一步，而仅仅停留在对趋势的暗示上；该变革后来由Jakobs教授真正完成。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741.
很多学者都对Roxin教授的义务犯理论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可代表性地参见Sowada, Tterschft und Teilnahme beim Unterlassungsdelikt, Jura 1986, S. 399, 408; Seier, Der Einheitstter im Strafrecht und im 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JA 1990, S. 382, 384;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 Aufl. , 1993, S. 847; Schwab, Tterschaft und Teilnahme bei Unterlassungen, 1996, S. 174 ff。
参见Schünemann：《在莱比锡和维也纳
刑法注释书中所呈现出来
刑法修正后的德语区刑法学》，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逎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95页；〔德〕许乃曼：《德国不作为犯学理的现况》，陈志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以下。
Vgl. 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 2006, S. 108.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6. Aufl. , 1994, S. 672.
参见〔德〕许乃曼：《德国不作为犯学理的现况》，陈志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
〔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60页。
参见〔德〕罗克信：《
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60页。这两篇论文都是Roxin教授公开演讲的讲稿，前者是2004年10月和11月在哥伦比亚和秘鲁所做演讲内容的重述，后者则是2006年9月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演讲词。
Vgl.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2003, S. 32/19 f.
Roxin, T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8. Aufl. , 2006, S. 742.
Vgl.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Ⅱ, 2003, S.25/271 ff.陈志辉博士认为Roxin教授虽然在用语上做了一定改变，但新的表达方式比起旧的表达方式在内容上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在教科书第二卷中也没有完全放弃“违反
刑法之外的特别义务”的说法，他的结论是，Roxin教授在该观点上其实改变不大(Vgl. 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 2006, S.31)。
Vgl. 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 2006, S.70.因为本节只是概括性地介绍Roxin教授的义务犯理论，故具体分析留待后文再予展开。
Witteck, Der Betreiber im Umweltstrafrecht, 2004,S.163.
这实际上也是今天义务犯理论在德国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例如在绪论里提到的三本以义务犯为主题的专著中，有两本(Sánchez-Vera, Witteck)依循着Jakobs教授的路径，另一本则采取了Schünemann教授代表的立场。其他学者关于义务犯虽然也还有很多有着细微差异的论述，如同后文第二、三、四章所表明的那样，大致上都是以这两种方向为主轴。
Witteck, Der Betreiber im Umweltstrafrecht, 2004, S. 144.
Vgl.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 1993, S. V, VII.
参见〔德〕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Vgl.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 1993, S. 35.
参见〔德〕雅科布斯：《行为责任
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以下。
同上书，第42页。
参见〔德〕雅各布斯：《
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王世洲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96页以下。
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关于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还可以参见〔德〕雅科布斯：《行为责任
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Jakobs：《罪责原则》(Das Schuldprinzip)，许玉秀译，载《刑事法杂志》第40卷第2期，第45页以下；〔美〕达博：《积极的一般预防与法益理论--一个美国人眼里的德国刑法学的两个重要成就》，杨萌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以下。
〔德〕雅科布斯：《行为责任
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参见Jakobs：《罪责原则》(Das Schuldprinzip)，许玉秀译，载《刑事法杂志》第40卷第2期，第45页以下；〔德〕雅科布斯：《行为责任
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以下。
Vgl.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 1993, S. 35 ff.
Ibid., S. VII.
Ibid., S. 593 ff.
Ibid., S. 7-8.
Vgl. Jakobs, Beteiligung bei Herrschaftsdelikten und bei Pfiichtdelikten, S. 3.
Vgl. Jakobs, Die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von Tun und Unterlassen, 1996, S. 32 ff.
Vgl.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 1993, S. 594.
Vgl. Jakobs, Die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yon Tun und Unterlassen, 1996, S. 32 ff.
图表译自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 2006, S.75。许玉秀教授也曾经绘制过一个Jakobs教授的正犯体系图，不过她所绘制的图表不够详尽，而且在个别地方存有误解，如身份犯并非全部是义务犯，保护保证人地位与制度管辖、监督保证人地位与组织管辖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等（参见许玉秀：《当代
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另外，婚姻关系Jakobs教授早期曾认为是义务犯的基础，但后来予以删除，故用括号标明。
Vgl. Jakobs, Beteiligung bei Herrschaftsdelikten und bei Pflichtdelikten, S. 3.
Roxin, Kf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 Aufl., 1973, S. 17 f.
Vgl. Sánchez-Vera, Pflichtdelikt und Beteiligung, 1999, S. 34.
Vgl.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 1993, S. 688.
Vgl. Jakobs, Die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von Tun und Unterlassen, 1996, S. 36;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1993, S.655 f.
Vgl. Jakobs, Strafrecht Atlgemeiner Teil, 2. Aufl. , 1993, S. 724 ff.
Vgl. Jakobs, Beteiligung bei Herrschaftsdelikten und bei Pflichtdelikten, S. 4 f; Jakobs教授的该观点后来由他的学生Lesch作了进一步的发挥(Vgl. Lesch, Das Problem der sukzessiven Beihilfe, 1992)。
Vgl. Jakobs, Die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von Tun und Unterlassen, 1996, S. 32 ff.
Jyh-Huei Chen, Das Garantensonderdelikt, 2006, S.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