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重分类法应被否定
第一，如前所述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均无定罪功能，而同时都具有量刑功能，双重分类法并没有存在的空间。第二，在分工分类法下，如果是正犯，处以正犯之刑，而不需要从重处罚，而上述论者都认为对主犯则应该从重处罚，那么，如果认为教唆犯可以是主犯，对教唆犯也要从重处罚，其刑罚甚至要重于单独的实行犯，而教唆犯仅仅是通过他人可以自由决定的正犯行为间接侵犯法益，在行为刑法的时代，这样的量刑规则不知道基于何种理由。如此做法，根本没有实现罪刑相适应，而是对罪刑相适应的违背。第三，确立非实行犯构成犯罪并不是分工分类法的功能，而只要在刑法总则规定所有参与犯罪的人都构成犯罪就足够了（如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是适例）。至于怎么分类，是成立犯罪之后才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四，以作用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并不能从直观上判断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能为确定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分担提供便利。论者所说的“直观”含义不明，应该是指起主要作用的处罚重，起次要作用的处罚轻。但这种直观性是以作用大小具有明确的标准为前提的。我国刑法理论对作用的判断往往是将影响犯罪的所有因素进行罗列，综合判断。这样的判断方法不具有直观性，而是具有模糊性。它不仅不能为确定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分担提供便利，相反会造成不便。第五，支持双重分类法的学者指出，需要从具体的实施中寻找可量化、可实证检测的因素作为具体案件主犯、从犯区分的依据，分工分类法对各种行为类型的区分即可为之提供重要的判断依据。但是，既然通说认为，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是完全不同的分类标准，这两种分类下的共犯人种类是交叉关系，那么分工分类方法作为判断依据的说法难以成立，这就如同性别区分标准不能为年龄区分标准提供判断依据一样。而且，假如分工分类法可以为作用分类法提供依据，就说明分工分类法基本上就可以说明作用的大小，作用大小的主要判断过程已经被分工分类法解决，作用分类法的意义会大打折扣，或者说，前者如果是认定后者的基础，两者就有重叠的嫌疑，而这正是前文所得出的结论。而该论者又指出，在分工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犯罪的其他要素再来确定行为人是否主犯或从犯，就可以圆满解决共同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这种说法忽略了作用分类法作为共犯分类方式这一前提。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应该是基于犯罪行为，作用分类法是基于犯罪行为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工分类法是基于在犯罪过程中的分工行为，它们共同的分类前提都是犯罪行为。它们在量刑上的判断基础应该也是各自的犯罪行为。作用分类法不可能比分工分类法拥有更多量刑上的要素。如果还有其他影响量刑的因素的话，它也应该独立于犯罪行为之外，独立于作用分类法之外。所以，根据犯罪中所起的作用量刑，也只是量刑中的一个环节，而不能最终决定犯罪人刑罚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