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证监会还指出，基金合规总监与独立董事的年度会议是一种“高级别的会晤”（“executive session”），旨在将高级管理层和关联董事排除在外。这种沟通方式使合规总监和独立董事能够“畅所欲言”，并有机会讨论“对基金高级管理层合作意识或者合规实践的任何看法。”[85]
与上述立场相似，监管协会的解释性文件也强调，合规总监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年度会议能够“促进高级管理层与合规总监之间就整体合规方案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意义重大。”[86] 并且，监管协会的有关指引还建议，除了有关监管规章规定的年度会议外，证券商还可以根据本机构业务活动的“规模、性质和复杂程度”，更多地召开合规总监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的会议。[87] 原证券商协会指出，这些沟通机制有助于高级管理层像对待盈利活动以及资本标准等业务规范一样，重视合规工作以及监管政策和程序。[88]
上述监管制度旨在使高级管理层重视合规工作。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归功于在适当的层面上，强制推行合规总监制度、书面的合规政策和程序制度、年度自查制度等合规监管制度。基于强制性的监管要求，证券机构都建立了各项合规制度，高级管理层对此也更加重视。然而，关于基金和证券商的监管规章中包含了的更为具体的规定，其宗旨并不仅限于强化合规总监的地位，而在于确保合规总监能够直接与最高管理层沟通。证监会投资管理部前主任保罗·罗耶就曾指出，这些规定旨在提升合规总监的独立地位。[89] 并且，这种独立地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证监会前委员哈维·古德斯米德（Harney Goldschmid）对此作了解释：确保处于公司组织体系最高层的董事会、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能够获取信息，这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他反复强调，董事会并不了解违规行为的有关情况。合规总监的独立地位能够确保合规信息自上而下地传递至高级管理层，而不会受阻于自私自利的普通管理人员。[90]
（五）书面的职业道德守则制度
按照规定，基金、投资顾问和证券商等三类证券机构中，有两类应当制定书面的职业道德守则。[91] 基金的职业道德守则应当包含一些必要的、合理的规定，以防止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规章中列明的其他人员在基金持有或者拟取得证券的买卖活动中实施欺诈或者其他明文规定的违规行为。[92] 投资顾问必须建立、维持和实施书面的职业道德守则，该守则至少应包含以下规定：
1. 投资顾问为受其监管人员制定的业务行为标准，这些业务行为标准既包括投资顾问应承担的受托义务，也包括受监管人员应承担的受托义务；
3. 所有信息知情人员（access persons）[93]应当定期报告个人交易和持有证券情况，投资顾问应当对上述报告进行审核；
4. 受监管人员应当及时向合规总监报告违反职业道德守则的行为；或者向守则指定的其他人员报告，但应确保合规总监也能够获得所有违规行为的报告；
5. 投资顾问向每位受监管人员提供书面的道德守则以及所有修正文本，并要求后者作出……书面声明，确认已经收到上述文件。[94]
除了上述规定外，证监会还制定了关于职业道德守则的指引。1980年，在公布关于基金职业道德守则的监管规章时，证监会强调，制定一项能够覆盖所有违规行为的监管规章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证监会要求基金及其投资顾问和承销商自主制定相应的标准和程序。[95] 2004年，在公布关于投资顾问职业道德守则的监管规章时，证监会强调，与合规手册（compliance manual）相比，职业道德守则的意义更为重大，“它集中体现了各种符合开放、正直、诚信和信任等基本原则要求的、良好的职业行为。”证监会认为，“对于投资顾问而言，一份好的道德守则应当向员工有效地表达本企业的职业道德观念，要求员工不仅做到遵规守纪，还要领会本企业的合规价值观。[96]
证监会还指出，上述关于投资顾问应当制定职业道德守则的强制性规定并未像许多职业道德守则那样涉及具体的预防性措施，而是列举了某些类型的预防性措施，供投资顾问考虑是否采纳，并提示其可以参考一些私人职业团体和行业协会制定的职业道德守则或者示范守则。[97]
证监会前主席威廉·唐纳德森（William Donaldson）在一次讲话中，阐述了上述职业道德守则监管制度的宗旨。证券机构应当“在整个机构的范围内营造一种环境，鼓励体现良好职业道德的行为和决策。”这种环境应当具有“道德导向”（moral compass）作用，引导雇佣决策、业务活动以及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98] 此外，在证监会审议通过上述关于投资顾问职业道德守则监管规章的会议上，证监会首席顾问加瓦尼·普杰索（Giovanni Prezioso）、投资管理部前主任保罗·罗耶、副主任罗伯特·普拉泽（Robert Plaze）等均强调了职业道德守则在促进合规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完备的职业道德守则不仅要求员工遵守联邦
证券法，还要求其向合规总监报告违规行为，这将有助于确保投资顾问或者基金的董事会及时知悉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99]
从监管模式的层面上来看，以制度为基础的监管方法强制要求证券机构建立合规总监制度、书面的合规政策和程序制度、年度自查制度、合规总监向高级管理层报告制度以及书面的职业道德守则制度等合规制度，并通过大量的解释、指引、意见等指导证券机构有效地实施上述合规制度。但是，监管模式本身与监管制度的实施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监管制度的实施情况至关重要。
四、制度监管模式的实施保障机制
在实施制度监管模式的过程中，监管机构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通过公开的监管稽查（public enforcement actions）和非公开的监管检查（nonpublic examinations）这两种基本的监管措施，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监管对象不同，合规风险的表现形式或者合规事项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与之类似，不同的监管对象对监管也有不同的态度。某些监管对象会拒绝监管，有的甚至会阳奉阴违，监管机构必须采取应对措施。这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例如，安然公司因实施严重的欺诈行为而臭名昭著，许多高级管理人员最终身陷囹圄[100]，但该公司制定的职业道德守则多年来一直被推崇为先进典型。[101] 同时，对于那些切实做到合规经营的证券机构，监管机构也应积极作出反应，特别是在这些证券机构实现合规的方式或者方法与监管机构的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下。制度监管模式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
（一）公开的监管稽查
监管机构用来推行制度监管模式的第一类监管工具是对监管对象的公开处罚。证监会和监管协会有权处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证券机构和个人，包括责令改正、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和罚款等。其中，证监会作出的处罚决定称为监管处罚，监管协会作出的处罚决定称为纪律处罚。[102] 上述监管机构均曾运用处罚权力来确保有关规章的实施，要求证券机构建立法定的合规制度，以下几种情况能够反映出监管机构在推行制度监管模式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某些证券机构和从业人员可能会不遵守基本的监管要求。例如，证监会曾查明，某投资顾问在开展业务活动的过程中，未遵循合理的合规政策和程序。该投资顾问的合规政策和程序来源于其采购的一个电脑软件，该软件主要适用于通常担任养老金投资顾问的全权受托资产管理人（discretionary money manager）。该投资顾问并未针对其业务活动的特点对软件中的政策和程序进行修正。结果是，该投资顾问缺乏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防止其业务活动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的确发生了。证监会认定，该投资顾问存在违反有关合规监管规定等违法事实，并据此对该投资顾问及其合规总监作出了监管处罚决定。[103] 监管协会也曾对某主要从业人员作出纪律处罚，该从业人员未遵守有关监管规章规定的基本义务，包括未建立、维持和实施书面的监管控制政策和程序，未确信所属证券机构是否已完成年度确认工作。[104]
某些证券机构和从业人员可能会对监管机构的警告置若罔闻。例如，证监会监管人员曾告知某投资顾问的合规总监，该机构在向若干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书中作了虚假陈述。该合规总监明知存在上述问题，却未及时对原有的政策和程序作出修正。几个月后，该投资顾问再次实施了上述违规行为。证监会认定，该投资顾问及其合规总监存在违反有关合规监管规章等违法事实，并据此作出了处罚决定。[105]
某些证券机构和从业人员可能会制造合规的假象。例如，证监会监管人员曾提示某投资顾问关注关于职业道德守则的新规定，并在某个日期前确保合规。该机构不但未按时做到合规，并且其合规总监还指示员工倒签有关文件，制造合规假象，欲盖弥彰。几个月后，当证监会监管人员要求该机构提交有关证明文件时，合规总监又提交了一些经倒签日期的文件。证监会认定，该投资顾问及其合规总监违反了关于职业道德守则的监管规章，并据此作出了处罚决定。[106]
最后，某些证券机构和从业人员屡次违反预防性的合规规定，影响极其恶劣。例如，关于职业道德守则的监管规章要求基金和投资顾问的某些员工主动报告其持有和交易证券的情况。[107] 在某案中，某资产管理人在几年内进行了上千次的证券交易，但未向其所属证券机构报告。证监会认定其违反了关于职业道德守则的监管规章，并据此作出了处罚决定。[108] 对此，有评论指出，员工忘记提交有关报告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如果“频繁地进行证券交易活动，但却年复一年地故意不提交报告，并极力掩饰其以个人名义从事证券交易和持有证券的情况”，这种行为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