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1页。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6页。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存，人文科学的任务是理解人的行为和表现，它不能记录和测量被观察的事实，法学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参见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向度是外在的描述与实证，而社会科学和法学在方法论上的向度是内在的理解与解释。” 李可、罗洪洋：《法学方法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参见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　
　　 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0页及脚注。　
　　 参见大卫·佩皮努：《科学哲学》，李虎、李晓东译，载于燕宏远、韩民青、尼古拉斯·布宁、E.P.崔—詹姆斯主编《当代英美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　
　　 参见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胡塞尔认为认识世界需要回溯到经验世界，“回溯到经验世界就是回溯‘生活世界’，即回溯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总是已经在生活着，并且它为一切认识作用和一切科学规定提供了基础。” 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8页。　
　　 条件说、原因说在德国发展的历史以及德日学者的批评，参见马克昌：《比较刑法学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及以下。　
　　 参见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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