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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去到书中第三部分有关稳定性（stability）的讨论。稳定性是罗尔斯理论中一个很重要，但却长期受人忽略的概念。什么是稳定性呢？稳定性是判断一个正义原则在实践上是否可行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规范良序社会的正义观念，能够令生活在其中的公民产生足够的正义感（a sense of justice），从而能自动服从正义原则的要求，并在必要时给予正义优先性，该正义观念便是稳定的。「一个﹝正义﹞观念的稳定性依赖于各种动机之间的平衡：它培养的正义感及其鼓励的目标，在正常情况下必须能战胜非正义的倾向」（p. 398）。所谓正义感，是指一种应用及依从正义原则行事的有效欲望（effective desire）。「其它情况相同，原初立场中的人们会采纳一个较为稳定的原则体系。无论一个正义观念在其它方面多么吸引人，如果它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不能令人们产生按其行动的必要欲望，那么它便有严重的缺陷（seriously defective）」（p. 398）。
罗尔斯认为，稳定性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所有正义理论必须重视的一个道德考虑。稳定性的重要，似乎相当明显。政治哲学有其理想性，也有其实践性（practical）的一面。我们总希望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条件之下，寻求一个最为合理同时又可行的政治制度。一个政治理想，无论说得多么动听，如果难以令人们有足够动机遵从其道德要求，那么终究是一乌托邦而已。当然，不是所有理论都同意这种观点。如果一个理论相信政治哲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活动，而真理又完全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和欲望，那么稳定性便不是他们的关心所在。因为一旦发现真理，人们便有义务服从。如果不能，问题并不出在理论本身，而只是由于人们愚昧而看不到真理所在，又或过于自利以致意志薄弱而已。对这些理论来说，稳定性顶多是一技术性问题。罗尔斯显然不接受这种看法，因为他理解社会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正义原则应是自由平等的人们同意的结果。因此，它必须重视人们合理的意愿及动机。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理论视人为完全的利己主义者，毫无道德动机，那么稳定性也只是一个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的结果而已。没有一个高压的集权政府，一旦各方权力关系发生转变，原来的协议便会随时被推翻。这正是霍布斯（Hobbes）的契约论面对的问题 。罗尔斯并不接受这种对人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一般人都具有正义感的能力，可以作出道德判断及自愿遵从道德律。这是他整个理论的前提，因为人人平等的基础，便在于这种自然的正义感的能力。所以，我们千万别误会，以为既然原初立场的立约者被假定为理性自利者，良序社会中的公民亦是如此。罗尔斯多番提醒我们，原初立场只是一人工设计，立约者的动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必须顾及到原初立场各种限制背后的道德考虑。这些限制是我们先于契约已经接受的。「因此，立约者的互不关心只间接地决定其它动机，即透过所同意的原则的影响。只是这些原则，连同心理学法则（当其在正义制度的条件下运作的时候），形成良序社会中公民的目标及道德情感」（p. 128）。
因此，稳定性端赖人们道德动机的强弱。但尽管人们有正义感的能力及潜质，却不表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很强的道德动机。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正义感的强弱及其表达的方式便有不同，因为不同制度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亦直接影响我们的道德动机。因此，罗尔斯要做两个工作。第一，他要在原初立场中证明他的两条原则较效益主义更为稳定。第二，他同时要证明，按他的原则规范的良序社会，人们确实能培养出有效的正义感，并在必要时给予正义原则优先性。优先性是指当正义感和其它动机有冲突的时候，前者能够绝对凌驾于（override）后者。
读者或会问，既然公平式的正义的特点是「正当优先于价值」（the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为何这里还有优先性的问题？原因是两者各有所指。「正当优先于价值」是指正义原则将限制可容许的价值观念内容的范围，后者不能逾越前者的要求 （p.28）。但这却是义务论式理论的一个形式要求，和人们是否有充足的道德动机无关。而优先性在稳定性讨论中出现，则因为在人们的人生计划中，还有不同的信仰、承担（commitment）及各种特殊的追求。当这些追求和正义原则发生冲突时，人们并不必然会给予正义感优先性。这既视乎正义原则的内容，亦视乎人们所持价值观的结构，更得视乎两者的关系。如果一原则和社会中大部分的价值观不兼容，人们便极难有充分的动机遵从该原则的要求。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德福合一。那么，从道德的观点看是正当（right）的事情，便和从个人幸福的观点看是好的（good）事情变得一致（congruence）。罗尔斯认为，只有如此，正义感才能得到充分确认。「因此，最稳定的正义观念，也许便是一个对我们的理性来说是明晰的、和我们的价值一致的，并且植根于对自我的肯定而非否定的观念」（p. 436）。
从此观点看，罗尔斯整个理论便有两个阶段。原初立场是第一阶段，无知之幕确保了一个公正无偏的观点，证成两条正义原则。在第二阶段，我们则探究第一阶段所选原则规范的良序社会，是否能够稳定 。由于在此阶段，人们已完全知悉各自的人生计划，实现稳定性的关键，便得视乎从人们理性的（rational）观点看，正义感能否与他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这两种观点是否一致，可能是决定稳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即使在一个良序的社会，这种一致性并非一个可以预料的必然结果（foregone conclusion）。我们必须证实它」（p. 497）。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正义感的优先性是稳定性的必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正义感必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罗尔斯希望证明，他的正义原则是达到稳定性的最佳选择。
让我们逐一看其论证。公平式的正义较效益主义稳定，并不难理解，只要将本文第三节中两者的理论结构稍作对比，便能明白。例如公平式的正义中的自由原则及其优先性，便确保每人的价值观念得到他人及制度无条件的尊重，而差异原则更体现了一种公平合作的互惠精神，由此会增强人们的自尊感，对自己的价值追求有所肯定。更进一步，差异原则亦体现了康德所称的应视人为目的自身，而非仅为工具的观点。凡此种种，都较能令人们产生有效的正义感。效益原则却没有这些优点。在极大化社会整体效益的目标下，个人的价值往往会受到忽略甚至牺牲，亦无从保证每一参与者都能从合作中得益，弱势者往往要为整体利益而承受苛刻的对待。而为求稳定，效益主义更须要求人们有很强的同情心及牺牲精神。两者相较，立约者在原初立场中当然不会选择效益主义。
罗尔斯接着论证，在他两条原则规范的社会中成长的人，将能培养出有效的正义感。罗尔斯在这里借用了道德心理学的知识，指出人们会经过三个不同的道德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儿童时期「权威的道德」（morality of authority）阶段，儿童尚未能作独立的道德判断，最大影响来自于父母的教导。这阶段的心理学法则是：当父母爱他们孩子，孩子亦会回爱他们的父母。随着儿童逐步成长，他们的知性及道德分辨能力亦会增加，并开始参与种种群体活动，踏入「社团的道德」（morality of association）阶段，相应的心理学法则是：当别人履行他们的义务与职责时，人们亦会发展出与同伴互相信任及彼此友好的关系。最后则是「原则的道德」（morality of principle）阶段，其心理学法则为：当前面的两阶段得到实现，人们意识到自己及关心的人都是社会安排的受惠者时，便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主动遵从及捍卫正义的制度。直到此阶后，人们才是完全成熟的道德主体，具有充分的道德感，不再视原则为外加于己的约束，而理解为在公平条件下自愿接受的道德律则。
最后去到正义感与人们的价值观念一致性的问题。我们得留意，罗尔斯在这里并非要说服自利主义者，服从正义原则对他们的个人利益更有好处。他关心的是，正义感是否能和道德人的价值观相一致，从而确保前者的优先性。罗尔斯给出了几个理由。首先，他的正义原则满足公共性的要求，反映了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道德信念，并成为团结社会的纽带。当一个人想坐顺风车（free-rider）占便宜的时候，他便必须考虑要付出的心理代价，包括对亲友及社群的伤害──而这些都是我们至为重视的。其次，由于良序社会是一个诸种社会联合的联合（a social union of social unions），参与其中是一种极大的价值，我们可以享受到集体活动带来的更大的丰富和差异性。「而为了充分参与这种生活，我们必须把正义原则作为规约性的（regulative）的观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肯定我们的正义感」（p.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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