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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与语言学科际间合作第一次最重要的尝试，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一项研究计划-“达姆施塔特纲领”（des Darmstdter Programm）。1970年，语言学家彼得·哈特曼（Peter Hartmann）被法学界邀请作了一次深化法学的纲领性报告，并由他牵头在达姆施塔特组成由德国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发起的“法律语言分析科际工作组”。在为期4年（1970年-1974年）的时间里，工作组完成了对法律文本的法学、逻辑学、信息学和语言学的系统研究。1974年10月，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在美因兹召开例会，讨论“法与语言”，再度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高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符号学、语用学、文本语言学（Textlinguistik）、哈伯马斯理性论证理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引进，法学的语言研究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即由过去的法律文本语义学分析转向对法行为中的语言、法律发现程序、法律应用与法律遵从的关系、法律决定等的语用学分析和证明。而一大批法与语言理论研究专著的问世，为这一方向的理论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八）实践理性与法律论证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法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另一个动向，即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归”（Rehabiti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42］法哲学家们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再审思，为法与道德哲学寻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英国，实践理性的再发现，推动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推理、法与道德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潮。J·拉兹的《实践理性与规范》（1975年）、《实践推理》（1978年）和N·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978年）、《制度法论》（1986年，与魏因伯格合著）等著作，是这一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与此相适应，在德国、奥地利、北欧诸国，一种新的理论方向-法律论证理论（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也悄然兴起。以逻辑、语言分析为基础的论证理论较早在道德分析哲学中作为实践商谈论［43］被广泛讨论。1971年国际法-社协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第五届世界大会，以“法律论证”作为会议的主题。国际知名法学家C·佩雷尔曼、L·富勒，T·菲韦格以及G·卡里诺夫斯基（G·Kalinowski）、M·维利（M·Villey）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有关该论题的报告。［44］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一批中青年法学家的努力，“法律论证理论”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说得以确立。在此方面作出独创性贡献的，主要是德国的R·阿列克西。他于1976年完成博士论著《法律论证理论》（197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阿列克西详细考察了实践商谈理论（其中包括自然主义与直觉主义、C·L·史蒂文森的情感论、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J·A·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R·M·黑尔的道德语言论、E·托尔明的道德论证分析、K·拜耶尔的道德观点、J·哈伯马斯的真理共识论和C·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等），从哲学层面勾勒出一般理性实践商谈论大纲（如商谈规则的建构，一般实践商谈的形式），着重讨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商谈与一般实践商谈的关系，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原则，如内在证明与外在证明，解释规则、教义学论证等）。随后，阿列克西又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实践商谈论”与“法律论证理论”的文章。尤其是，1981年他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A·阿尔尼奥（Aulis Aarnio）、瑞典隆德大学A·佩岑尼克（Aleksander Peczenik）合作，发表《法律论证的基础》一文，推动了法律论证理论向国际领域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法律论证理论也成为各种国际和国内法哲学学术会议谈论的主题。其中，比较重要的会议及其主题是：1978年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学术讨论会（慕尼黑）-“法律论证”、1979年奥地利分会会议（格拉茨）-“哲学与科学作为法学的基础”、1979年赫尔辛基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律科学中的论证”。1991年8月在德国哥廷根召开的国际法-社协会第十五届世界大会也曾将“实践理性与法律论证”作为大会工作组的12个论题之一。［45］因此，正如U·诺伊曼在《法律论证学》（1986年）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最近20年内，法律论证理论在法学研究领域已取得了统治地位。……目前法律论证的各种问题继续居于国际法学理论讨论的前沿。”［46］
三、法哲学课程设置：德国当代法哲学面临的问题
（一）法哲学课程设置的历史沿革
“法哲学”作为一个名称由来已久。据意大利法学家G·德尔·韦基奥（Giorgio Del Vecchio，1878-1970）考证，在古代和古典时期，除了“自然法学”（iuris naturalis scientia）概念以外，“法哲学”（philosophia iuris）这一名称也常见诸学者们的著作之中。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M.T.Cicero）在其《法律篇·J，5》中曾提到“法律学科来自深奥的哲学”（Ex intima philosophia haurienda juris disciplina）一语。1650年，肖比尤斯（F.J.Chopius）写过一本小册子，所用题目为《论法的实在哲学》（De vera philosophia juris）。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Leibniz）在1667年所著的《法学论辩教学新方法》（Nova methodus discendae docendaeque Jurisprudentiae）一书第100节和43节分别使用了“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和“法律哲学”（Gesetzphilosophie）两个概念。［47］然而，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哲学”作为一门大学课程的名称，才渐次得以流行。在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在哥廷根大学较早设“实在法哲学”课程。1798年，他将自己的讲稿加以整理，以《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程》为名出版。在该《教程》中，胡果对“实在法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节-6节）、实在法哲学发展的历史（7节-28节）、实在法哲学的性质（29节-37节）、法律人类学（38节-151节）、法的哲学基础（152节-375节）、公法（376节-402节）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48］其后，比胡果年少六岁的哲学家G·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设“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讲座，并于1821年将该讲演稿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是精神哲学之“客观精神”篇章的发展、发挥和补充。［49］在这一点上，他与胡果的法哲学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进路。但由于黑格尔本人的影响，他所倡导的法哲学，长期以来，成为后世法哲学课程设置的正统方向。法哲学因而也仅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法哲学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和著述，随之也就有了法学家们出版的法哲学教科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K·伯格博姆（Karl Bergbohm）的《法学与法哲学》（莱比锡，1892年）、J·柯勒（Josf Kohler）的《法哲学教程》（柏林，1908年）、F·伯罗茨海默（Fritz Berolzheimer）的《法哲学经济哲学体系》（慕尼黑，1904年-1907年）、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海德堡，1914年）、R·施塔姆勒（R.Stammler）的《法哲学教科书》（柏林，1921年）、M·E·迈耶尔（M·E·Mayer）的《法哲学》（柏林，1922年）和J·宾德（J·Binder）的《法哲学》（柏林，192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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