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会不会对借鉴产生“抗体作用”呢？从历史上看，在亚洲日本，中国孙中山时期，现在的中国台湾， 南韩几乎是照搬了德国的私法24 和
刑法25 ，中国澳门也基本完全移植了葡国法，奇怪的是在亚洲的借鉴，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也并没有在实践中造成较大的冲突，因而不同法律文化区在借鉴中的绝对冲突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26 。这也许是德国式的民法典更具有通用技术的特点的原因。当然，法律在形式上的借鉴必须符合实际运用，而其中法律与社会的前提条件以及哲学与法律文化的基础在每个国家均不同，因而历史上许多国家从借鉴的方式出发来寻找适当的方式及途径。综而言之，如果上述的借鉴的历史事实被认可的话，那么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并不一定会出现许多上述反对意见的情况，这种借鉴，正是一种追求民族进步的举措，它更多地与合理性与目的性相关，与本地化和科学化相关。如以上所述，随着借鉴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做出法制的改革时，就需要对移植的法律作进一步的探索，这是每个国家的任务，因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借鉴的功绩与比较法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种反对观点部分受到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0-1831）影响。Zweigert和Koetz在《比较私法概论》中讲到：“相反，萨维尼创立的历史法学派从根本上对比较法起阻碍作用。这本身不容易理解，因为所有的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的, 学说本可以通过比较法提供证据证明（或提供反驳证明）。但是萨维尼及其学派拒绝研究罗马法与日耳曼法以外的任何法律。”27 萨维尼本人也认为：”最重要的和需保留的是属于我们法律的历史，也即日耳曼法、罗马法和宗教法“28 。由此看来，是因为萨维尼不希望在那时有其它法律的介入，并可推测他内心认为其它法律无优越性。从比较法的角度29 去观察, 世界上所有法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国境线的，是相似的。假设暂时不论述法典注释学派（“École exégétique”）的观点和萨维尼学派在当时对其他法域的低估，那么在涉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与正当性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实际的法律问题却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又有不同的价值基础，这些建立在不同价值基础以及不同的立法技术上的方法，均储存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答案库”中。在研究本国法的同时再观察并分析外国法，则能获得较为全面而适当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对本国法所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往往能扩大解决问题的精神视野与相信本国法的相对性。随着国际商事贸易活动的发展，各国国内法越发展，法律冲突就越严重，发展国际贸易的障碍也就日益严重。由于各国法学仅重视一国法典的评注与重视一国判决，法学的科学视野变小了。在涉及新的立法的准备阶段(往往包括各国比较立法30 、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的意义和它的现象形态、功能与正义成分方面不能将视线局限在一国境内。我不仅特别喜欢德国著名诗人Novalis的浪漫而略有悲观色调的诗句，而且也特别赞同他的一句名言：“所有的认知大概均源于比较”（Auf Vergleichen laesst sich wohl alles Erkennen,Wissen zurueckfuehren）31 。如果一种法学对其他国家的教训与经验置之不理，那么它是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一个认知工具。从现代商法看，商法的其一个显著特点仍然是它的国际性与比较性。联合国和大量国际专门组织的活动日益加强。许多大的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帝国遍及世界各地，与它相适应，在法学领域中则恢复了国际商法这个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概念。人们把它称为新的商人法(New Lex Mecatoria，Law merchant)，使它摆脱各国国内法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它成为建立在新的商人习惯法基础上的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商业自治法。正如英国法学家、社会活动家C.M施米托夫所说：“我们正在开始重新发现商法的国际性。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自行完成。各国商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普遍性和国际性概念的国际贸易法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些新的商人法往往以执行措施为限，涉及国内的执行措施，将会由国内法来决定。欧洲学者比较赞同以执行措施为限的国际商人法32 ，而美国有些学者赞同“跨国法”，这种跨国法所引用的“普遍原则”及寻找一种介于国内法与国际公法的东西，不能令人信服，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因而将法学局限在民族的圈子里，显然在现代法学理念上已经不被采纳。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说过：“在一国法律中固步自封，就像劝诱生物学家把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个种类的生物上一样“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