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税权的概念
“税权”一词是近些年来税收学界和税法学界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语词。在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0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统一税政、集中税权、公平税负”的原则被提出来用以指导新一轮的税制改革，“税权”一词初次在立法文件中出现。1993年《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又提到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其中“分权”一词也被有的学者理解为“税权”的分散。[11]由于缺乏对税权的权威解释和论述，因此税法学者和税收学者往往按照各自的理解来使用它，其内容差异颇大。
有的学者认为，税权是由国家主权派生出的，国家对税拥有的取得权（课税权）和使用权（支出权），简言之，是国家所享有的课征和使用税的权力。税权的性质由国家的性质决定，故我国税法上的税权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对税的课征和使用享有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法律的形式代表人民行使税权，包括通过预算。[12]
有的学者将税权概括为以下几层含义：“（1）税权属于法律概念，税法是公法，税权属于公权；（2）税权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权利或权力；（3）税权的实现凭借或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力；（4）税权是权利与权力的合一或统一；（5）税权通常是指法律上的权利，与法律上的义务对称；（6）与税权相关联的概念主要有：所有权、财产权、债权、请求权等。综上，对税权的概念，可以做如下表述：税权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取得财政收入，在税收立法、税款征收、税务管理方面的权力或权利，是取得财产所有权之权。”[13]
还有的学者则更全面系统地阐述税权的含义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现状和变革要求。[14]该学者认为，从法律的维度上看，税权在不同的层面、不同参照系中的坐标是不尽相同的。这些层面包括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国家层面与国民层面、立法层面与执法层面。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中尚有不同的参照系，因此，税权的谱系更加显得丰富多彩。在国际法上，税权就是税收管辖权，它被公认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法上，税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理解。广义税权的主体众多，因此不同的税权，其客体和内容又各不相同。在国家和国民的层面，国家的税权包括税收权力与税收权利，前者是国家的征税权，后者是国家的税权债权。而站在民主国家的立场上，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的税权无非也是代表人民来行使的，这里的“人民”是指国民的整体。至于单个的国民虽然也享有税权，但只是在具体的税收征纳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在具体的税收征纳过程中，享有税权的征税主体包括税务机关、海关等税收稽征部门，税权的内容包括税收征管权和税收入库权，而纳税主体则享有税收减免权、退税请求权等税权。如果从立法与执法的法律运作流程来分析，税收立法机关的税权是税收立法权，而税收执法机关的税权就是指征税主体的各项权利。狭义的税权则把主体限制在国家或政府，其具体内容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或称税收入库权）。
相比而言，上述三种主张都将以国家为主体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作为税权的主要内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站在
宪法上权利义务相统一的高度，认为税权不仅是国家进行税收立法、征收税款的权利，也是作为立法机关，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等形式支出税收的权利，税收收入和税收支出都统一在以人民主权为中心的税权之中；第二种直接强调税权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第三种则在此基础上将税权扩展到更为广阔的范围，使得国际税收管辖权、纳税人的权利也得以纳入税权的体系中。然而，我们认为，权利，不管是单独的一项或是集合的一群，都应该有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其主体、标的和内容必须统一或至少是同质，这样我们才能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在与其他类型权利的比较中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目前人们所理解和界定的税权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难以在法律权利体系中，为其找寻到准确的位置。
其实在税法学中，人们对各种税收权利的界定已经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模式，每一种权利都由于其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所处领域和阶段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特质。或者说，税权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总结，
宪法意义上的税权与税收征管法上的税权是具有不同的理论含义的。当然，如果我们有能力通过抽象思维为税收管辖权、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以及纳税人的各种权利创设一个上位概念，使之能统摄其下的各项权利，并且使得税法的权利体系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这当然是税法和税法学的一件幸事，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至少“税权”一词暂时无法当此重任。[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