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由于人口的巨量增长，权利落空的绝对规模便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认识就是人们把权利更多的认同为一种资格，而非一种力量：、（，实际上，人们忘了：权利，曾经就是权力！
　　同样，权力到了近代，也发生了配置盲目化的趋势——由于人口的巨量增长，选拔成为异常困难的事，于是权力配置更多依赖不适合的测试和盲目的直观感觉因而盲目化。由于权力配置给不适当的集团，权力便不可避免的发生滥用。有人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其实这种制约的实质是将配置给不适当权力集团的权力通过不断转移导致逐步而缓慢地消释为权利（并且这种“消释”最终可能是完全的），这对于取得权力的权力集团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夺权”，只是结果意义不同，这种是“转化”而非“转移”——“转移”是横向的，平面的，具有易逆性（容易反复）；“转化”是纵向的，立体的，具有难逆性（不易反复）。
　　正如我说的，将权利一味地转化为权利，其实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权利在配置中固有的盲目性，与权力配置目前面临的盲目性相比较，哪一种是更难以克服的，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10：10 a.m.
　　后记：
　　当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时，看到好处的人们当然会鼓掌欢呼，但是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个人从家族和集团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或许无法意识到：
　　法律，缓慢释放出的权力，将有一日成为人们不能承受的权利。
　　“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必须指出，无论是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边沁的功利主义，还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许许多多涉及解放大多数人的学说，其实都有意无意成为“棒棒糖”式的学说，他们都在作“哄”大众开心起哄的学问。而这些大理论家也常常就此沉醉在人们的欢呼声和对人们的欢呼声的想象之中不能自拔，这是千百年来学者的通病和致命弱点！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学说绝不是用来安慰那些受苦难的人们的（例如佛教理论）或者蛊惑那些无序的心灵（例如暴动学说），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得到的应当是心灵上的平和和物质上的满足。
　　所以我认为，评判一个学说的价值，绝不能依其站在谁的立场上发言来确认，而是应当看到最终大众从中获得的是什么——获得了健康富足，心态平和的生活，就是有价值的学说！
　　有个人，总说爱我，却最后却在我的心上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
　　所以我想我很难再说爱你，但我希望最终因我而让你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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