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杭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以下几篇文献对该主题展开了一定的分析。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傅郁林：“论最高法院的职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律审的功能及构造”，《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同上注。
Pullman - Standardv．Swint, 456 U. S. 288（1982）．
Henry P. Monaghan, Constitutional Fact Review, 85 Columbia Law Review 223（1985）．
“主要事实”是指在判断出现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事实，与作为法条构成要件被列举的事实（即要件事实）相对应，并作为辩论主义的适用对象。“间接事实”是指借助经验法则及逻辑法则的作用在推定主要事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事实。此外还有用于明确证据能力或证明力的事实即“辅助事实”。参见（日）高桥宏志：《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340。
之所以不按照法系而依照法律的形态进行划分，是因为英美法系中制定法的比重越来越大，法律概念的解释问题极为常见，而大陆法系多数国家中判例的作用日益重要，也产生了如何适用判例的问题。
Dichinson,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the Supremacy of Law （ 1927） 55．转引自Ray A. Brown, Factand Law in Judicial Review, 56 Harvard Law Review 904（1943）。
为了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解释适用区分开，下文均用引号予以标明。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页181。
Scheppele, Facing Facts in Legal Interpretation, 30 Representations 44（1990）．
历史地看，十九世纪英美法系证据法的发展是法院对陪审团“驯化”，限制其恣意妄为的成果。参见Stephen C. Yeazell, The Misunderstood Consequences of Modem Civil Process, Wisconsin Law Review（1994）。
Fonald J. Allen and Michael S. Pardo, The Myth of the Law-fact Distinction, 97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794 （2002）．
波斯纳举了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妇有没有孩子”作例子。（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51。他对法律解释与文学解释区别的说明无疑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忽略文学作品中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法官不能回避法律解释的“黑洞”。同注，页254。
Allen and Pardo, supra note 12，p. 1796.
Allen and Pardo, supra note 12, pp. 1797-1798.
Geoffrey C. Harzard, Jr.，Preclusion as to Issues of Law：the Legal System''s Interest. 70 Iowa Law Review 88（1984）．
Ibid.
Allen and Pardo, supra note 12, p. 1799.
Scheppele, supra note 10, p.43.
参见Timothy Endicott, Questions of Law, 114 Law Quarterly Review 14-17（1998）．
为了节省司法资源，也为了与各审级法院的司法功能相吻合，通常直接由上诉法院（法律审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当然，目前陪审团审判的风光已不再。如英国民事案件几乎不实行陪审团审判，美国也仅占全部诉讼的1％左右（绝大部分案件通过审前和解、撤诉、即决判决等方式处理掉了，真正进人庭审的只占总数的2%，其中一半左右适用陪审团审判）。关于美国的情况，参见Stephen N. Subrin＆Margaret Y. K. Woo, Liti-gation in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in Context, Aspen Publishers, Inc. 2006, p,240。
如在Byrd v. Blue Ridge Rural Elec.. Coop.，Inc.，356 U.S. 525 - 532, 537-538 （1958）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谈及第七修正案的影响力时指出，联邦政策倾向于将有争议的“事实问题”交给陪审团裁断。有些人主张“法律适用”的裁判权应归属陪审团。参见Stephen A. Weiner, The Civil Jury Trial and the Law -Fact Distinction, 54 California Law Review 1875-1876（1966）。
Sioux City & Pac. R. R. v. Stout, 84 U. S. （17 Wall. ） 663,664 （1973）．转引自Weiner, supra note23 ．pn. 1880-81。
对该观点的阐述及异议，参见Endicott, supra note 20, p. 7 。
但在Anderson v. City of Bessemer City, 470 U. S. 573, 573-574 （1985）案及1985年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52（a）修改之后，对初审的事实认定均适用极为严格的“明显错误”审查标准。参见Kath-leen L. Coles，Mixed Up Questions of Fact and Law: Illinois Standards of Appellate Review in Civil Cases Fol-lowing the 1997 Amendment to Supreme Court Rule 341，28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1（2003），note 91。
Baltimore＆O. R. R. v. Goodman, 275 U. S. 66，70（1927）．
例如，陪审团的事实裁决通常是不为人知的，即使以后的陪审团想要参考此前的事实裁决，因其秘密性也极为困难。
Endicott, supra note 20, p. 10.
John Paul Stevens, Some Thoughts on Judicial Restraint, 66 Judicature 183（1982）．
Weiner, supar note 23，p. 1927.
美国尤为突出。关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情况介绍，参见陈杭平：“历史、程序、组织—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制度之分析”，《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5期。
如果将证据不充分视为违反证明标准，即未满足法律的强制要求，也可以算作法律问题。但有疑问的是，一旦将此类裁判问题归入法律问题的范畴，“事实问题”就只剩下证据认定有误等极有限的内容，此概念是否有被掏空之嫌？与此相对，“法律问题”内容剧增，则可能丧失控制上诉案件数量的机制功能。而在我国法律概念体系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认定错误。
Endicott, supra note 20, p. 13.
参见（德）罗森贝克等著：《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页1083。
参见（日）新堂幸司：《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636。
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栋、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3。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106。
均引自《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经验法则划分为日常经验法则和专门性的经验法则。下级法官违反日常经验法则可作为提起上告的理由，而违反专门性经验法则（通常属于鉴定的对象），由于上告法官也不在行，没必要作为上告事由，即视作事实问题。（日）兼子一：《民事法研究》第2卷，酒井书店1969年版，页201。转引自张卫平，见前注。这一分类也隐含着比较裁判者司法能力的思路。
卡尔?拉伦茨，见前注，页200。
参见罗森贝克等，见前注，页1095-1097。另可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
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91；傅郁林，“论最高法院的职能”，见前注。
参见罗森贝克等，见前注，页1084。
同上注，页1100-1102。
归类或定性的标准因为具有普适性，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此意义上，关于“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区分本身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事实出发型”与“规范出发型”系日本学者中村英郎在描述英美法系诉讼制度与大陆法系诉讼制度时首创。参见（日）中村英郎：《新
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20-21。本文在广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参见王晓东：“裸身体操DVD是不是淫秽物品法律专家大讨论”，《北京青年报》2003年3月2日，第A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