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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G. Medema & Richard O. Zerbe, The Coase Theorem, in Boudewijn Bouckaert & Gerrit De Geest (eds.), Encyclopedia of law and economics 836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0).
Kerkmeester, supra note 13.
David W. Harless, More Laboratory Evidence on the Disparity Between Willingness To Pay and Compensation Demanded, 11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59 (1989).
如Richard H. Thaler, Anomalies: The Ultimatum Game, 2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5 (1988); Richard H. Thaler, The Winner’s Curse, 21 ( W. W. Norton & Co. 1992).
如W. Guth, R. Schmittberger & B. Schwarz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3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67 (1982).
在这种实验游戏中一般设置了两个实验者A和B，两个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并且不能相互交流。实验经济学家提供20美元，并告知两人实验的规则是：首先有一方对这笔钱进行任意分割成两份并选择其中一份，将另一份留给对方，由另一方选择是否接受这份，如果对方接受，则两人可以分别得到这笔钱，但是如果另一方不接受自己给的那一份，那么两个人都不能得到这笔钱。根据理性选择假设的预测，实验者A总会尽量的将钱分为多少不等的两份并选择其中多的一份，而实验者B则总会选择接受A的分配，因为这样的结果总比拒绝所导致的一无所获有利（也就是当存在合作剩余时理性人总会选择合作），符合实验者的效用最大化计算。但是实验结果却并不是这样，同类实验在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时间进行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实验者A在分割钱时大多数都选择了五五分割，最自利的也选择了七三分割，而并不是象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大部分人会选择诸如九一分割这种“一边到”（lopsided）的分割方式。当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可以解释为实验者A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为了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因为根据游戏规则实验者B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么他本人也会一无所获。不过进一步细想下去，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实验者A之所以没有选择一边倒的分割比例，是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这样分割则实验者B将不会接受，也就是说实验者A本身也明白一边到的分割违反了某种他应该遵守的、超出自我效用最大化规则之外的规则。更一步说，在选择分割的比例时，实验者A肯定也考虑过实验者B有可能的接受的份额，而这种份额确定的依据也是来源于自我效用最大化计算之外的某种至少他本人认为实验者B很有可能接受的规则。当然更明显的异于理性选择假设的现象在于实验者B也不象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被动选择接受分割的份额，大约25%的分割建议被实验者B拒绝，其中及少数诸如九一分割这类建议毫无例外的被拒绝（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Richard Thaler , 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Profit Seeking: Entitlements in the Market, 7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8(1986).此外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实验称为“专制游戏”(dictator game)，在这个实验中，其他条件与“威胁游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当实验者A对资金进行分割后实验者B选择接受与否并不影响实验者A，也就是说无论实验者B是否接受实验者A分割给他的份额，实验者A总能拿到钱。在这个实验中，如果实验者A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最大化自我效用者，可以预测到他就会选择将资金进行一边倒式的分割，并取得多数份额。可是实验的结果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实验者都没有选择进行一边倒的分割方式，而总会给实验者B留下相当数量的份额（Colin Camerer, Richard H. Thaler, Anomalies: Ultimatums, Dictators, and Manners, 9 Journal of Perspectives, 209 (1995).）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实验经济学家给实验者们每人发于同样数目钱，并告知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向一个名为“公共交换”(group exchange)虚拟基金投资，无论投资与否以及无论投资多少都没有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实验者们都不知道他人做出的决定是怎样，仅知道的就是所有人都会遵守同样的规则。之后实验经济学家告诉实验者们“公共交换”中的资金会乘以一个大于1并小于实验人数的数字，然后平均分给所有的实验者，无论他是否向“公共交换”投资。因此实验中“公共交换”可以被看作是现实中的公共产品，实验中的实验者则被看作是现实中公共产品的潜在投资者和消费者。根据理性选择假设的预测，如果实验者是最大化自我效用的，那么就没有或者很少有实验者会向“公共交换”投资，因为在这种规则下即使不投资也可能会得到回报甚至比投资者得到的更多。实验的结果虽然并没有完全推翻理性选择假设的预测，但是实验中一般总有40%——50%的实验者会进行投资，而同一过程如果反复多次，实验结果虽然会与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测的类似，即进行投资的实验者会减少，但其始终没有减少到一个很低的比例，唯一的例外是实验经济学家在请维斯康辛州大学经济专业的学生做实验者时，进行投资的人员比例下降到20%（Gerald Marwell & Ruth Ames, Economic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 15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95 (1981)）。同样，另一个实验得出了更为有趣的结论，在这个实验中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前告知实验者同样的投资和分配过程重复10次，在此过程中观察到进行投资的实验者人数逐步下降。等到10次实验进行完毕之后，实验经济学家宣布重新再开始一轮重复10次的实验，有趣的现象就在这轮实验开始时发生了：当这轮实验开始时，虽然实验者已经参加过第一轮的实验并吸取了经验，进行投资的实验者人数比例重新上升到40%-60%的水平（James Andreoni, Why Free Ride?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37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91 (1988).）。可见实验的结论表明人们并不一定是从最大化效用的角度出发行为，而很可能总是在假设投资公共产品对自己有利（或者说是应该的）的前提下开始行为，直到在发现这种投资并不有利时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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