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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制度法理学承认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传统观念：法律科学的对象是一种实在之物——实在法。魏因伯格和麦考密克认为他们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才把自己称作法律实证主义者。至于实在法的疆域究竟应当扩展到什么地方或者实在法究竟应当包括什么东西，制度法理学却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有着明显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立场。用魏因伯格的话来说，制度法理学在此方面超越了法律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实在法律仅仅限于由有权能者发布的法律规则，而制度法理学则把法律的边缘扩大从而使之超出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所限定的范围。它把规则、价值和涉及判决的必然推论等因素也包括在法律或“法律的”范围之内。如魏因伯格在谈到实证法究竟能达到多大领域的问题时指出，无论如何，全部主要规范与相应的次要规范——法律义务、权利及所有类型的法律关系——应归属于此领域，司法也应属于实在法体系，不管它是法律知识的渊源，还是仅归属于法律生活实践中的判决。作为社会现实的法律科学和解释方法也属于法律的实在化制度因素；法律原则和法律秩序的目的论背景——它们部分作为有效法律规范的理性抽象，部分作为法律学家研究成果的制度和形式——也属于实在法体系。他们明确主张，“确实存在着某些在法律范围内应当予以强制推行的道德价值，我们不否认法律依赖并体现价值与价值标准。”9
制度法理学公开把价值标准和道德因素包容在实在法的范围之内，这看起来非但有悖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而且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但是，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由此而进入了自然法学家的行列。他们认为自然法理论的价值标准是一种先验的永恒的独立于人类意志与制度的抽象物，而制度法理学说的价值标准是具体的已经体现在人们的实际态度之中的实在物。基于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制度法理学虽然对某些非极端的自然法理论持有理解态度，但却没有堕身其中，而是超越了自然法理论并且由此而保持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把制度法理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超越理解为是一种符合于法律实证主义基本观念的东西。“这种理论把制度的规范主义概念和一种特别的法律实证主义融为一体。在它否定实践知识的可能性，即纯粹认知的基础上确定正当的规范与真实的价值这种意义上，它是实证主义者。不过，它承认对法律政策进行合理论证的可能性。因而，这种理论所推进的......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修正形式。”10.
二、制度法理学的认识—方法论
制度法理学要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传统，开辟一条新实证主义道路，就必须首先在认识—方法论、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或重组。他们坚定地认为，“每一种导致更好地理解法律和说明法律的本质及其社会任务的研究法律的方法都是‘法理学的''方法。”11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移植了哲学、文化学和伦理学中的非唯知论和解释学，采纳了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继承、改造和发展了分析方法传统。
(一)非唯知论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宣布：“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伦理学的方法......是非唯知论的方法，即是说，我们不承认根本的价值是不同于态度和知识的东西。”12.他们自称是理性主义的非唯知论者。
非唯知论(Noncognitivism)，又称非叙述主义(Nondescriptionism)，它原来是伦理学上的概念。西方的伦理学家把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分为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其中元伦理学就其本身而言，完全由哲学分析所构成，并不提供任何道德原则或行为目的，实际上是为规范主张提供证明。元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所接受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否被证明；如果能，是在什么基础上。对此，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有如下三种：定义论(definite theories)、直觉主义(intuitionism)、非唯知论(Noncognitivism)。
定义论的观点是：“是”(is)这个词可以用来定义“应当”(ought)，即事实可以定义价值，或从事实得出价值。按照这种理论，伦理判断通过经验考察就可以证明，就像日常的或科学的事实结论一样。
直觉主义则认为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是直觉的或自明的：因为它们是自我证明的；或用笛卡尔的话来说，是“清晰独断的真理”，所以不需要任何逻辑或心理论据的证明。按照这种观点，伦理判断可能并确实被看成是植根于事物的本质和联系之中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认为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可以从关于人和世界的命题中派生出来。相反，它们是在下述意义上依赖于事物的本质和联系的：某种性质的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某种性质的存在之所以应以特定的方式对待某种性质的另一存在，因为二者都是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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