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自有人类以来，我们每天都看到这种运动。这是一个经验观察，绝对正确吗？当然不是，其实没有什么能保证明天还是这样。或许会有一颗我们天文学家没有预见到的彗星撞了地球，导致其反向运转。这样，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看到的将不是太阳从东方升起，而是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了。这种概率当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它在严格意义上不是零。不论是十的负多少次方，它是一个非零（尽管是未知）的正数。连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几乎已成铁律的自然现象都是如此，比此复杂得多、规律性差得多的社会后果又如何预测？因此，和价值判断不同，事实判断确实是存在衡量对错的标准的，但是由于社会事实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和人类预测的有限能力，衡量的结果往往是未知的。
从理论上讲，政府确实可以禁止对社会有害的言论。问题在于，究竟什么对社会有利或有害？究竟谁有权利做出最终的权威判断，以至他能够正当地打压不同意见？这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更多的时候，在我们可以基本同意利和害是什么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经验判断，而任何人的经验判断都可能出错。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也不例外。政府是由可能犯错误的人组成的，因而也不可能避免犯错误的可能性，甚至并不能保证比普通人犯错的概率更低。
当然，这是一个法治主义的行为假定。我们没有必要无条件地同意这个行为假定。事实上，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反对这种假定的。儒家认为世界上有君子、有小人，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而儒家的任务是要把君子而非小人送进政府做官。既然君子比小人高明，也不会滥用手里的权力，当然就不需要制度制约了，尤其是不能让小人通过选举去选择和约束君子——试想，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小人能选出来什么人呀？但不论怎么说，这种假定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过时了。假如不过时，我们也不会在
宪法修正案中加入建设“法治国家”的字眼。假如我们可以绝对信任政府的道德和能力，假如官员都是不会犯错的“君子”，我们为什么还要用
宪法和法律去约束他们呢？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接受了法治主义的行为假定，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政府对言论的判断也可能出错。这样也使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的逻辑最终是和法治完全一致的。接受了法治的逻辑，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言论自由。
七、 为什么保护言论自由？密尔的论点
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论自由》。我强烈推荐那些没有读过的读者去读一读，因为这本书对言论自由做了非常精彩的辩护。密尔阐述了三点理由。第一，任何见解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所以政府在压制任何论点的时候，都存在着其所压制的是正确论点的可能性。第二，所有论点多少都包含了一些正确和错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主张，而对见解的压制将使社会失去言论中正确或合理的那部分。第三，即使某种见解全错了，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姑且假定这样极端的例子是存在的），它也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将有助于我们澄清正确的见解，以防正确的见解因养尊处优而失去了生命力和战斗力。
先看第一个论点：任何论点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任何人都不能正当地宣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别人的不同意见就是谬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有真理存在，但即使世界上存在真理，由于人的认识有限，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最终的真理。真理是无限的，而任何经验归纳都只能建立在有限的个案基础上；从有限的个案推出无限的规律，这种规律必然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存在着错误的可能性（“可证伪性”）。只有从无限的经验归纳出来的规律才有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但可惜我们凡人都是有限的。道家说：“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种知识必然是不完全的。虽然我们没有理由过分悲观或消沉，虽然我们还是要不断追求真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有限的人生掌握的这点“真理”——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不可能是绝对或永恒的。以前，人们以为牛顿三大定律是不可能错的绝对真理，但是到20世纪初还是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修正了。自然科学是如此，研究对象复杂得多的社会科学又何尝是例外？以前我们以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但后来我们也知道未必是这样，有的亚洲社会可能真的没有经历过奴隶阶段。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极其有限，而社会又高度复杂，因而我们至少在今天还没有看到一成不变的统治社会的“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