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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插述几句的是，阿克洛夫的这篇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据说遭遇两次拒稿。先是美国经济评论，后是经济研究评论，理由是数学味太少。最后是QJE在1970 年发表。兵贵精而不贵多，前有科斯两篇论文获奖，现在有阿克洛夫一篇论文得奖。在识货的学术市场上，厚积薄发是有道理的；而在相反的地方，著作等身才能保证一个人得到教授、博导，所以自己花钱出书、发表论文也就成了个人理性选择。不同的信息甄别水平导致不同的信号发送，其间的差别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这也引出一个问题，是不是知道的越多越好。我们通常会觉得知道的越多越好。但阿克洛夫关于次品市场的讨论却使我们发现，卖方知道的多，但他的车卖不出好价钱。博弈论里有很多例子表明，知道得少（装傻）反而更有利。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用空城计，司马懿是懂音律的，听出琴声里有杀伐之意，而他的儿子司马昭因为不懂音律，要硬杀进去。当然事情的真相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专门分析一下这个故事里的博弈是怎么回事。诸葛亮用的是一个均衡策略，而司马懿的退兵用的就不是均衡策略，他跟诸葛亮的策略组成策略对的话，构不成一个均衡，因为他只要派一百个小兵去打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但是他的策略是一个可理性化解，或者至少是一个非劣解。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出一个信念，在这种信念下，司马懿的退兵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司马懿所说的诸葛亮一生是不冒险的，他的空城计是设了埋伏。所以博弈的解概念不一定是纳什均衡这种很强的解。象将计就计等情况大多只能用可理性化解等较弱的概念来解释。
另外，吉纳卡普勒斯和他的学生莫里斯，对什么情况下信息是有用的给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刻画。那就是，非错觉性(non-delusion)，如果他处在某个状态上，那么这个状态属于他认为自己可能所处的状态集合中；正向明智(positive wiseness)，如果他知道某件事，那么他知道自己知道这件事；嵌套性(nestedness)，如果他处在状态甲时认为自己处在状态集合寅中，处在状态乙时认为自己处在状态卯中，那么寅和卯要么互不相交，要么是包含关系。在这三个条件下，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状态知道得越细致，那么他的决策就至少不会更糟糕。
以上谈的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实证方面，现在我们转向规范方面。不太严格地讲，信息的不对称带来两种问题，隐藏信息与隐藏行动。隐藏信息导致逆向选择，及有效率的交易不易达成；而隐藏行动带来道德风险，行动不容易被观察到的人追求自我利益时会不负责任地损害他人利益。所以我们就需要机制设计，通过一个制度或契约，给出在可确证的状态下每个人的支付，从而影响人们的行动。
机制设计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激励问题；二是考虑机制的复杂性的信息问题；三是机制的稳健性问题。信息经济学主要在第一点上成就巨大并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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