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利亚早就使用过理性计算的方法来讨论
刑法原理，并归结到社会契约；尼采则强调了自由意志；贝克尔综合了他们的思路，继续前进。凯尔森曾指出，无论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还是法律规范，“就我们对它们所抱的观念使我们符合这些规范而行为这一点说”，都是具有强制性的。然而，在一切社会秩序之中，刑罚却具有最高的强制性，即最大的严厉性。因此，法律体系，尤其是
刑法可以作为强制的外部约束，它的可实施性是有保障的。这样，从整个社会来看，当外部制度因素不变时（维持特定的惩罚水平f），犯罪率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上（个体以p的概率犯罪），即存在着一个“犯罪市场”，犯罪的供给等于犯罪的需求。具体分析微观个人行为时，我们主要关心损失函数，成本函数和违法的供给函数。通过解这个简单的线性最优，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数学变量所对应的社会制度的效率（监狱，罚款，补偿等）。此外，贝克尔还对它进行了福利分析，从而得出一系列政策建议。贝克尔把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但是他清醒地保持“审慎”的态度（这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共有的美德），他知道他在努力为社会学和法理学做一项重要的基础的工作，但这决不是社会学或者法理学的全部。真实世界里的现象永远比苍白的理论更复杂。刑法学里就有个术语叫“撑骨裙原理”，表示严刑峻法反而激起民众的逆反心态，从而导致犯罪率的升高，最后画出犯罪与惩罚水平的关系是一根U型曲线。我们套用早期贝克尔的分析框架，没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些“失范”的现象面前失效了！
贝克尔难道对他钟爱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困难毫不知晓？当然不是，无论他一只脚迈向何处，他的另一只脚始终站在经济学框架里；他知道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但他还是发挥极高的智慧，使用极简单的工具（必须是新古典经济学工具）来处理极复杂的社会现象。他并不急着抛出一整套宏大的体系，只是不紧不慢地写小论文。我们回顾他后来十多年的工作，惊讶地发现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大量对他的批评。他在家庭问题上的工作亦是如此。1973年，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破例连着两期连载他的家庭经济学论文。随后，他的《家庭论》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被奉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他的的工作发生了很大不同，贝克尔深知不能再简单套用最优化方法，必须在概念界定上有所创新，人力资本概念的出现适逢其时。严格说来，人力资本的概念肇始于明塞尔和舒尔茨，但直到了贝克尔手里才发扬光大。他指出，个人的教育水平与物质资本是可以互替的（这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更有着深刻的含义），而抚育子女所花时间也能折合成未来从子女那里获得的收益。家庭不仅是个消费单位，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女性在家做家务与男性在外工作可以类比，只不过家庭的生产产品是孩子的教育，全家人的健康等。家庭里，孩子是一项耐用消费品，一个家庭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对孩子教育的投资，都可以用跨期的，世代交叠的家庭财务约束下的最优化来解。把这些要素量化后，我们就可以把家庭行为和社会劳动联系起来，把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效率分配联系起来，把家庭这个组织与个体，社会两个层次联系起来了。古人修齐治平的思想，岂不正与贝克尔的方法暗合？这样的表述看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但经济学含义是非常清晰直观的。遵循效率原则，更确切地说是性别的分工带来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就可以对家庭问题的立法提出许多建议。
与他的其他工作一样，贝克尔的论文总是毁誉参半。我们知道，当理论与常识不符时，必须先反思理论本身。谁都可以举出很多非理性的例子来反驳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贝克尔也从不回避这些批评，但他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就是必须在经济学的框架中解决问题，他晚年的工作就是在不断尝试着在传统的框架内解决这些所谓的“非理性现象”。本书的第五编就是讨论非理性行为的。他当时还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解释，没有把非理性行为给内生化。但他已经认识到，个体非理性的边际变化却往往是理性的；所以，我们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观察这些行为，他们仍然是理性的！就这样，贝克尔敏锐地在边际上把非理性行为纳入了理性的框架。这本书出版以后，他继续与斯蒂格勒，墨非等合作了一系列论文，深入讨论了非理性行为。（例如吸毒，利他行为等）虽然使用的方法不同，贝克尔却最终和涂尔干，默顿等社会学家站在了一起。从学生时代起，贝克尔就梦想着构筑一整套的经济社会学。2001年他出版了新作“经济社会学”，初步圆了他的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