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Ⅳ、数学中，虽有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但现在已普遍认为：不能被数学证明的就不能形成算法，不能形成算法的就不能被写成计算器程序。法律中的程序及规则，跟计算机程序一样，都是程序性的（可称之为社会软件）。[注9]法律之所以需要形式逻辑的框架，也是出于算法的需要，以保证预期[注10]。
Ⅴ、人及人类社会之所以是宇宙中的数学例外，系因人类意识不是算法的，无意识倒是算法的（通俗地说，小脑是算法的，大脑是非算法的）。[注11]意识虽然是非算法的，但意识的作用对象以及由意识指导的行为却可以是算法的（否则就不会有数学上的算法及计算机——人的行为的扩展），法律的算法需要因此有其可行性基础。不过，按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总有在数学上能被证明的不能形成算法，这对应于法律，即是有规则就有例外。
Ⅵ、数学是重言的， [注12] 无论是一种特定的数学分支，还是反映在物理实在上的特定的数学结构，都可以还原成几个基本命题。法律也可以说是重言的，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是空间上的重言，先例原则是时间上的重言。法律结构也可以还原成关于正义、自由、秩序及效率的少数命题，但也正如不同的数学结构或分支在物理世界中有不同的对应（如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对应不同的物理世界），有的数学结构或分支可能根本就没有对应一样，以少数几个关于正义、自由、秩序及效率的命题演绎（比附形式逻辑）出来的法律结构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讲”，[注13]永远是人类社会的备用品。
最后，数学与法律（现代西方法律）都是超验的，都和柏拉图世界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注14]但数学是全球通用的，现代西方法律则不是，在此现代西方法律更像一种特定的数学结构，或特定的数学分支，有它自身适用的边界。不过，关于正义、自由、秩序及效率的抽象如数学般的“四则运算”，应该是全球相同的。
注释：
1、数理经济的不足，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89年版，第二章及页164-165。
2、参见张宏生、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90年版，页419。
3、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4年版，页49。
4、转引参见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86年版，页258。
5、参见彭罗斯：《皇帝新脑》，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96年版，页491-49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