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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发展畜牧养殖、加大劳务输出、促进商贸流通等措施，使搬迁群众的思想观念、市场意识、劳动技能、文化素质逐步强化，发展生产和市场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增强了发展的动力，农民增收渠道拓宽。
3.安置区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稳步推进。全省共改扩建学校5.58万平方米、卫生所1.83万平方米、村委会2.14万平方米。对安置区学校、村医疗室、培训信息服务中心、村委会、文化活动室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给予了扶持，有效缓解了上学难、就医难等突出问题。
4.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成效明显。迁出区生态恢复3.51万亩，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加强，农村居住环境改善，项目区农村达到“村容整洁”的新农村目标。
（二）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1.贫困人口总量依然庞大，搬迁任务艰巨。据初步摸底调查，居住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区域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口尚有29万户、136万人。按照国家新确定的扶贫标准，我省贫困人口依然庞大，扶贫搬迁难度更大、成本更高。
2.致贫原因复杂多变，扶贫难度加大。我省农村贫困现象复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环境型贫困由来已久，素质能力型贫困较为普遍，因灾贫困越来越突出，因病、因学贫困令人关注。贫困人口呈现常态性、突发性、交叉性、反复性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扶贫效果，加大了脱贫难度。
3.搬迁群众收入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是我省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由于搬迁对象家庭困难、自身素质差、自我积累能力弱，给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
4.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依然滞后。我省贫困地区多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其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靠天吃饭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不完善。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农村人力资源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5.扶贫搬迁资金投入与需求矛盾突出。由于需要扶持的贫困对象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连片特困地区，处于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可用资源短缺的深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程度深，扶持成本高，资金需求量较大。加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补偿标准低，与实际所需费用差距大，群众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搬迁进度。
（三）有利条件。
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出台，为扶贫攻坚和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政策机遇。《中国农村扶贫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逐步增加投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将连片特困区确定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为我省开展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的扶贫开发工作带来了难得机遇。
2.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为扶贫开发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中央将加大对西部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用于教育、医疗、社保、扶贫开发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投资项目也将重点投向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领域。
3.“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扶贫攻坚和易地扶贫搬迁作出了长远安排。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积极稳妥地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搬迁”，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同时，国家支持“三农”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正效益不断凸显，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4.日趋完善的工作机制为有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有效保障。《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意见》（甘政办发〔2011〕100号）、《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11〕110号）和《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甘政办发〔2011〕110号）等指导性文件，为规范扶贫搬迁行为和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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