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薄弱环节
1．应急体制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县（区）政府应急管理办事机构还存在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到位、职责不落实、应急处置与应急日常管理工作脱节等问题。政府应急管理机构与各专门应急指挥机构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军地之间协调衔接仍然不够紧密，信息报告不规范、共享程度差，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时，人员、信息、资源等难以快速集成。
2．应急队伍力量薄弱。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初步建立，但人员配备、救援装备等亟待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人员少、装备差，结构、分布不合理。基层应急队伍、志愿者队伍建设明显滞后，专业培训与应急演练明显不足，实战能力较弱。
3．应急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应急物资仓储设施不足、条件差、布局不合理，储备品种不全、储备方式单一。应急物资储备更新、轮换、补偿机制和生产启动运行机制不健全，应急物资储备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应急物资和人员紧急运输保障能力亟待提高，运输协调机制亟待完善。现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仍需进一步提高。应急避难设施场所建设严重不足且建设标准不统一。
4．应急平台建设滞后。覆盖全市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应急指挥平台体系尚未建成，已建成的各专业平台系统建设技术标准不统一，实现互联互通难度大。
5．社会参与程度有待提高。应急法律法规、防灾减灾、紧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知识宣传普及不够，公众安全意识、危机意识和参与责任意识不强，应急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
（三）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是我市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广西“首善之区”、在全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级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全社会支持和投入应急管理工作的能力前所未有；随着应急管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技术支撑条件不断成熟，为全面提高我市应急能力和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市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种自然、社会和技术安全风险将交织并存，“高风险的城市和不设防的农村”同时存在，公共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1．自然灾害方面。我市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城市，受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可能增加。极端天气增多，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几率增大；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历史和构造背景，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可能发生的地震造成灾害损失将成倍提高；森林覆盖率高，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时间加长，森林防火形势更加严峻；受气候变化、农业结构调整、耕作栽培方式及病虫抗药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业生物灾害常年保持重发态势，危害加重；工程建设中的切坡开挖、坑道洞室开挖、抽排地下水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呈上升趋势。
2．事故灾难方面。受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工矿商贸企业生产经营安全事故仍然高发，一些建设工地“三违”现象严重，火灾事故隐患增多，少数地方烟花爆竹企业非法生产猖獗，安全隐患突出；影响电网安全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大电网动态稳定问题成为电网安全的主要威胁；随着高速公路里程的快速增加，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几率增加；随着港口吞吐量迅速增加和船舶交通流量的日益加大，水上交通突发事件频率呈上升态势；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难以为继的问题开始凸显，环境突发事件发生地正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涉重金属企业的环境突发事件发生频次增加。
3．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大。输入性急性传染病和新兴的不明原因疾病发生的风险不断增加，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防控形势仍然严峻；食物中毒、职业中毒和放射性事故成因复杂，防控难度加大；突发动植物疫情复发、多发的风险增加；引发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隐患仍然较多；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比重依然较高；农业生物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不断增大。
4．社会安全事件方面。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所上升。刑事犯罪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案件仍然高发，侵财犯罪、恶性暴力犯罪、青少年犯罪问题突出；毒品犯罪向农村蔓延；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扰乱市场秩序、涉税犯罪、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呈上升趋势；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矛盾凸显，因就业安置、工资待遇、社会福利保障、征地拆迁、库区移民、城市扩建、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对敌斗争形势严峻，恐怖袭击现实威胁增大，各类不稳定群体和人员稳控难度加大，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舆论传播日趋复杂，舆情监控与管理工作难度日益加大，对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日益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