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邮寄送达可与直接送达同等优先采用。主要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邮寄送达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同时，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已在大量使用邮寄送达，整体效果也不错。
2、通知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虽然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一直在使用这种送达方式，但现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比较间接的依据是
《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采用“简便方式”送达文书。《规定》将这种简便方式扩大到普通程序，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送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程序参与权等，其着眼点在于确保当事人知悉相关程序事项；二是从审判实践中的使用效果看，既实现了送达的目的，保证了送达的确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三是通知领取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对当事人更方便、快捷，更为当事人所乐于接受。
3、定期宣判时的送达。最高法院《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三十一条：“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规定》将其扩大到普通程序，是因为普通程序在这一点上与简易程序并无本质不同，可类推适用，但为审慎起见，《规定》将适用范围限制在当事人恶意回避诉讼或者恶意拒领文书的情形，包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
4、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最高法院《
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送达，对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降低邮寄送达的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该送达方式具有不稳定、证据难固定等特点，在具体运用时应注意：首先，要区分不同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受送达人明确声明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方式送达，并指定相应号码或邮箱的，采取“发出主义”（即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二是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现代通讯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则采取“知悉主义”（即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以下情形推定为“确认受送达人收悉”：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其次，采取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时，如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安排送达，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采取这种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最后，相关法院可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三、关于送达场所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住所地，如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送达地的立法模式。但随着城市的动迁以及人口流动频繁，造成我国现行的户籍登记和工商登记材料无法准确反映当事人的实际住所地。
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给法院送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现实困难。审判实践中不断增多的公告案件一定程度与此有关。《规定》参考国外立法例和我国审判实践已经有所变通的做法，对送达场所作了较大扩展，即除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外，还包括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以及送达人员在送达过程中会晤受送达人的其他场所。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