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提升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系统整理中医理论研究成果，重点开展病因病机、辨证方法、针灸效应原理、方剂配伍、中药药性、中药炮制原理等方面研究。
加强中医药学术继承研究。重点研究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系统整理、研究中医药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开展民间中医独特诊疗技术和单验方筛选、评价、开发，保护和利用民间特色疗法。支持民族医药研究，加大挖掘、整理、总结、提高力度。
加强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研究。开展中医临床研究方法学和相关技术标准研究。研究重大慢病的早期干预，优化和推广有效的防治方案。开展重点传染病防治及其疗效评价研究。加强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深入研究，推广中医临床适宜技术。
加强中医药创新平台建设。开展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室、实验室建设，加强中医药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重视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促进中医药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
（五）提高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开展中药资源普查。加强道地药材、珍稀濒危中药材研究，支持野生药材家种家养。建设中药资源基地，建立濒危药材种质资源示范圃、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示范区、濒危中药材繁育和野生抚育示范基地。
完善现代中药研发体系，提高中药新药创制能力。重点开展符合中药、民族药特点的有效性、安全性评价方法研究，完善中药技术标准体系。开发体现中药特点的新剂型、新辅料、新设备，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产品。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促进现代中药产业发展。加强名医名方开发及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研制安全、有效、可控的创新药物，提高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六）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
推进中医药人才战略，构建中医药终身教育体系。制定并实施《中国中医药教育发展纲要》，开展中医药教育学研究，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模式。
加强中医药院校教育宏观指导。制定中医药教育相关标准，建立中医药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开展院校与师承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试点工作及中医药教学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积极开展中医药职业教育，培养中医药职业技术人员。指导中医药教材建设工作，支持民族医药教材建设。
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的制度建设，依托现有社会资源，形成一批国家级、省级和基层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对不同层次的在职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监管。加强中医药管理人才、复合型人才和紧缺人才培养。继续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和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工作。开展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修工作。
加强农村、社区中医药人才培养。根据需求，调整院校教育层次和专业结构，开展面向农村的专科层次人才培养。继续加强农村在职、在岗中医药人员学历教育和乡镇卫生院中医临床骨干培养，开展县级中医医院专科专病技术骨干培训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中医药队伍整体素质。对申请注册中医类别全科医学专业为执业范围的执业医师开展规范化培训和岗位培训，对其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护人员开展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加强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进一步扩大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建设一批民族医药重点学科，开展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试点工作，加大对西部地区重点学科的扶持力度。加强学科带头人培养和学科内涵建设。
（七）推进中医药法制化、标准化建设
加强中医药法制化建设。积极推进《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继续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积极参与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和论证，在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体现中医药的内容和特点。认真做好中医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加强中医药执法监督体系建设。改进管理方式，逐步建立中医医疗机构信息公示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推进依法行政。实施中医药行业“五五”普法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提高中医药行政管理和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
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施中医药标准化建设规划，基础标准方面，重点加强中医药基础名词术语标准、信息基础标准规范的制定；技术标准方面，重点加强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各科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标准、临床治疗指南、诊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以及中药质量标准等标准规范的制定；管理标准方面，重点加强中医医疗机构、人员、技术准入标准，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建设和管理标准规范的制定。着力抓好中医药国家标准制定。积极推进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加强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和专家队伍建设。加强中医药标准推行体系建设，建立一批中医药标准化研究基地，初步形成中医药标准监测评估系统和信息服务平台。
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药政策。针对影响中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组织开展中医药政策研究，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开展中医药行业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开展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特点的管理制度研究，开展我国中医药管理体制建设研究，开展中医药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开展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政策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