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评价方面：为保证地质处置的安全，必须了解处置库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关闭和关闭后监护等各个阶段是否满足处置安全要求，同时还必须证明整个废物处置系统的长期安全性。其进展可以概括为：（1）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提出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基本安全要求；（2）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建立了处置安全国际标准和安全评价方法学；（3）许多国家建立了国家标准并开展安全评价实践活动。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衔接的，又是互动的。从技术层面上看，国际上对处置库性能评价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包括：（1）对处置库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性能及其各自作用的认识；（2）不确定性的处理；（3）评价成果的表达；（4）对选址、特性评价与处置库设计的信息反馈等四个方面。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未完成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安全评价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而且在安全目标和安全评价方法学方面，要完全满足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提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迄今已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瑞士等国制定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安全目标和安全准则。
2.1.3 国际合作
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发展。国际原子能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欧盟以及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通过举办国际论坛、提供技术援助、研讨制定法规、标准、导则，发布出版《共同认识》等国际合作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废物管理计划。各国之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双边、多边合作，如共建原型处置库、承包研究项目、合作研究、人员互访等，特别是在地下实验室联合研究计划中各国合作研究，为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1.4 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由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仍显现出一些问题，导致一些国家的研发计划或工程实施遭受挫折，出现停滞和反复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有些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缺乏与公众的沟通，公众对其缺乏足够的理解和信任，因此未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使得高放废物地质处置进程出现挫折或反复。
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众和社会对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在技术、安全和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和验证，增加了研究开发的工作量和难度。如要求更长的安全评价期（百万年或更长），可回取、可逆转、代际公平等新理念的出现。
2.2 国内研究与开发现状
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始于1985年，在原核工业部组织下制定了初步的研究发展计划（简称SDC计划），成立了研究协调组，并从国防预研经费中拨出少量经费，安排了工程、地质、化学、安全等四个领域的研究项目。原核工业部的有关研究院所，以及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等参与了SDC研究计划。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香港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河海大学、东北大学等研究机构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TC）项目、自然科学基金、承接国外研究任务、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等方式，完成了许多研究工作和技术标准的编制。国家环保总局及一些环境保护研究机构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编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近20年来，在各有关方面的推动下，取得了如下进展：
2.2.1 法规标准的制定
经过近20年的跟踪研究，建立了少量的技术标准，如地质处置方面，已颁布《地质处置库选址》技术标准。在法律层次明确了高放废物处置的技术路线和基本原则，如2003年全国人大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定对高放废物和α废物应当采用集中的深地质处置方法。
2.2.2 技术研究开发进展
在处置地质方面：开展了高放废物处置库场址预选，对华东、华南、西南、内蒙和西北等5个预选片区进行比较，重点研究了西北预选区（即甘肃北山预选区）；在西北预选区及其旧井地段、野马泉地段和向阳山地段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研究了甘肃北山及其邻区的地壳稳定性、构造格架、地震地质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条件等；在旧井地段和野马泉地段1：50000地面地质调查的基础上，施工了四口深钻孔，首次获得甘肃北山场址的深部岩样、水样和相关数据资料，钻孔电视图像和钻孔雷达图像等；初步建立了一些场址评价的地质学方法；开展了天然类比研究；参与国际DECOVALEX研究计划，在THM耦合效应理论分析和模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处置化学方面：建立了模拟地质处置中化学环境的研究试验装置；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研究试验方法和分析方法；研究了关键核素在甘肃北山真实样品中的化学行为，如测定了镎、钚、锝在特定地质环境下的地下水中的溶解度、价态、扩散系数，在围岩中的吸附分配比、扩散系数等；对关键核素在模拟处置条件下的化学反应和物理作用开展了应用基础研究及机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