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头加强，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发展势头，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金砖国家组织”、“基础四国”、中俄印、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协调合作机制活跃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话语权等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议题性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全球治理缓慢推进
发展中国家以较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阶段性改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二是G20峰会正处于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之中，在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全球金融监管机制有所加强，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气候变化、发展等问题的全球治理进展缓慢。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但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依旧，发达国家仍在推卸和转嫁减排的责任与义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表示将力争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全球消除饥饿、贫困、疾病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进展远落后于预期，前景不容乐观。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最坏阶段的过去，各方在危机期间同舟共济的意愿有所下降。不少国家内顾倾向上升，加强国际合作的动力减弱，国际协调难度增大。发达国家希望维护在国际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代表性和发言权，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经济金融、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的问题都牵涉到政治、安全、社会民生等其他多个领域，彼此相互牵连。随着合作的深入，面临的阻力也在增加。
四、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安全威胁更加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