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国际互联网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著作权法修正案；国务院颁布了《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制定了《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版权局修订颁布《
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印发《国家版权局关于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北京、上海、山东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有关版权保护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出台了贯彻《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区域版权战略规划，我国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版权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二）版权执法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时期，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基础上，连续五年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行动、连续三年开展打击非法预装计算机软件专项治理行动、连续五年开展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期间启动了版权保护快速反应机制，收到了良好执法效果。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行政处罚49416起侵权盗版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653件，取缔违法经营单位128493家，查获地下窝点3507个，收缴各类盗版品3.17亿册（张），有效震慑了侵权盗版分子。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成效显著，全国129个中央大型企业总部全部实现了软件正版化，12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实现了使用正版软件的工作目标。据国内外有关机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软件盗版率大幅下降，软件版权保护环境明显改善。
（三）版权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体系基本建立。“十一五”时期，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为代表的集软件和一般作品登记、合同备案、版权质押登记为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全国软件和一般作品的登记量分别由2006年的23000余件和152000余件上升到2010年的81000余件和370000余件；批准成立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4个集体管理组织，形成了文字、音乐、音像、电影和摄影等比较完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推动建立了一批集版权评估、版权质押、版权投融资、版权交易为一体的常态性版权贸易平台，不断完善了版权运用的市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