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州海事法院的处理意见
本案经广州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适用特殊程序的案件。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二条第三款“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海事法院管辖；上述地点没有海事法院的，由就近的海事法院管辖”的规定，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钢管公司与泛邦公司于2007年5月31日签订的《租船合同》第21条仅约定“仲裁地点：北京，引用中国法律。”关于“引用中国法律”的本意，是指仲裁机构仲裁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时应适用中国法律，还是指确认仲裁条款效力时应适用中国法律，并不明确，因而应认定双方未约定确认仲裁条款效力应适用的法律。在该条款中，双方明确约定了仲裁地点，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六条即“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来审查涉案仲裁条款的效力。
北京市目前有三个仲裁机构，即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租船合同》第21条并未约定由北京的哪一个仲裁委员会仲裁，对此，泛邦公司的律师函亦认为仲裁机构指定不明确。问题在于，该律师函关于选择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内容以及钢管公司对该律师函不予回应的做法，是否表明双方对仲裁机构的选择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所谓协议，就是一方要约和另一方对该要约无条件承诺的结果。泛邦公司在律师函中指出，应将本案提交在北京的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这可视为泛邦公司对选择仲裁机构的要约，对此，钢管公司并没有作出任何书面的或口头的承诺。泛邦公司关于在收到律师函的3日内未提出异议即视为默示同意提交上述仲裁机构仲裁的说法，本身仅是单方面的要约，需要有受要约人的事前明确承诺关于默示的效力后，才产生默示同意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显然，没有证据显示钢管公司承诺了关于仲裁机构的选择可基于默示同意而成立，我国法律亦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钢管公司未对律师函作出回应本身，并不是默示同意，即绝不表明双方就仲裁机构的选择达成了一致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租船合同》第21条仲裁协议条款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