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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在查办案件中，我们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侦查工作必须扎扎实实，所有事实、证据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搞简单的数量攀比，在认定犯罪事实时，不拔高，不凑数，在核实、确认罪证上下功夫；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个大案、要案都逐案进行具体部署和指导；依法正确运用各种法定的侦查手段和法律强制措施，目的是为了全面搜集证据。在审查起诉中，全面分析案情，严肃地准确地惩处犯罪分子，同时防止误伤仅属犯有错误的人；充分考虑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如果发现有定性、定罪不准，或者搞错了的案件，如实复查，加以纠正。
第四，依法正确行使免诉权。对罪行较轻，能够主动坦白或投案自首的被告人，依法免予起诉。检察机关运用法律赋予的这项权力，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于教育、挽救犯罪分子，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一年，免诉案件的质量是好的，绝大多数是那些犯罪数额较小、自首坦白、积极退赃或犯罪数额较大但有重大立功表现、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的。但有些地方在适用免诉中，特别是在处理“两高”《通告》期间的案件中，掌握不够严格，有少数案件不该免诉而作了免诉处理。为了保障正确行使免诉权，去年11月高检院决定：免诉决定须由各级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作出；下级检察院作出的免诉决定要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免诉不当的，有权予以撤销；对不服免诉的申诉，由上级检察院复查；发现免诉不当的案件要坚决纠正。
第五，加强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建设。到去年底，已有二十三个省级检察院、一百五十五个市级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这个专门机构对于提高侦查贪污、贿赂罪案的水平，增强侦破大案、要案的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反复强调必须正确、适时地运用各种法定的侦查手段，坚决反对以捕代侦的简单化做法，严禁使用收审和滥用监视居住，认定或否定每一个案件都要有充分的、扎实的证据。
这几年的工作实践证明，检察机关依法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工作重点，是正确的，有成效的，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推动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但是，对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可估计过高。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在情况、条件大体相似的地方，工作发展不平衡，办案成果悬殊比较大，冲破阻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还不强；少数检察院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侦查工作比较薄弱，举报线索积压较多，人力不足，办案经费短缺，侦查设施落后。
目前，在党的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关心和政府的支持下，正致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考虑，在现行法律基础上，根据近年的司法实践，需要完善贪污、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挪用公款等犯罪的法律规定；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行为；需要加强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机制，提高公民的责任感，保护和奖励举报人；需要完善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体制，加强侦查工作，等等，以保证同贪污、贿赂犯罪作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为此，我们已经报告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并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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