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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侦破了一批贿赂要案。全年立案侦查万元以上贿赂大案三千八百六十件；贿赂案犯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九百一十五名，上一年度为六百四十四名。受贿分子几乎都是掌权的。行贿和受贿这种钱权交易，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痼疾。这几年，查获的贿赂罪案不少，说明这种“病毒”已在某些领域中蔓延，少数领导干部已被腐蚀变质。他们的这种肮脏勾当，严重地危害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败坏党和政府的威信。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福才，在先后担任副省长和省人大副主任期间，从1987年到1989年，利用职权帮助工程队、包工头承揽基建工程等，索取、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三万八千多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已决定逮捕韩福才，并由青海省检察机关起诉。原洛阳市委书记武振国，在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从1985年到1988年，收受洛阳市几家企业的贿赂人民币二万多元，已被逮捕并即将起诉。原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利用职权，在批售钢材中，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一百五十多万元、港币二万元，已被逮捕也即将起诉。发生贿赂犯罪活动，有犯罪分子的主观原因，同时，反映了我们的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有不少薄弱环节，规章制度和法律措施存在一些空隙和漏洞。
第三，在不正之风比较严重的某些行业和部门侦破了一批贪污、贿赂罪案。在那里，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行业、本部门的特权，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索贿受贿，破坏行政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在问题多的单位，往往破一案带出“一串”。例如：福建省在办七个案件中带出一百五十七个贪污、贿赂案件。北京市在办四十六个贪污、贿赂案件中，挖出犯罪分子二百四十二人。
第四，侦查破案工作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发动小高潮，扩大社会效果。有的地方检察院抓住有典型意义的大案、要案，与有关部门配合，召开体现宽严政策的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法律，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推动斗争深入发展，效果很好。全年有三千五百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去年7月，广东省清远市在市委领导下，市检察院抓住英德县公安局局长张文列贪污、受贿要案，冲破阻力，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揭发、举报，与有关部门配合，召开宽严处理大会，敦促有贪污、受贿问题的人自首坦白。在一个半月内，全县有一百一十九人自首坦白。西藏自治区检察院举办了西藏民航局拉萨售票处售票员扎西措姆（女）贪污七十八万元大案的罪证展览，全市轰动，观众达七万人次，家喻户晓。去年5月25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展览》，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这次展览都很重视。展览形象地显现了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坚定方针和决心，剖析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严重危害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出之后已巡回到五个省、区展出，观众达一百多万人次。
第五，群众举报继续保持了旺盛的热情。1988年各级检察院受理举报贪污、贿赂线索六万七千件，1989年十五万八千件。1990年十五万九千件，到年底已初查了六万五千件。一年来，对三千零三十四名举报有功人员给了各种方式的奖励；依法惩处了打击举报人的违法犯罪分子一千三百一十二名，处理了少数诬告陷害他人的分子。在去年立案查办的贪污、贿赂罪案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线索是群众举报的。群众举报活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使检察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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