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社会文化层面的价值冲突。从反垄断法的制度史可以看到，自由、平等等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等因素一起，在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诞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垄断法制度的运行和扩散还催生了竞争文化这一文化的分支系统。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更为支持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正如李泽厚等学者所概括的：“中国传统中，始终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即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表现为一种泛道德主义。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9]。个体主义价值观与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度移植中的基本困境。但所幸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努力把国有企业塑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营业自由、竞争自由、机会平等观念的滋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未必真的能够推动文化的均质化，但迈克尔·波特“经济观念的趋同以及全球市场的压力可以说是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影响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的余地”[10]的观点大致上是可信的。
（二）反垄断法的价值不足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价值冲突在中国反垄断法制度中的现实表现是反垄断法自由价值和经济理性的不足。美国等成熟反垄断法国家的前车之鉴表明：自由价值是反垄断法实体价值中的基石性价值，经济理性是反垄断法价值演进的知识基础。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的出现是以自由市场体制为根基，自由市场体制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反垄断法这种更为倡导市场理性的法律制度的出现；没有经济自由，效率、公平等其他实体价值不可能得以充分展开。反观中国，尽管中国具备了移植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但是自由价值的先天不足，将构成制度有效移植的巨大障碍。在自由价值不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下，经济理性也缺乏其存在的根基。具体而言，中国反垄断法自由价值的不足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反垄断法》立法条文没有充分体现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在《反垄断法》第1条目的条款里，只有“公平竞争”的表达，没有“自由竞争”的表达，这是不甚妥当的。因为竞争有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分别，并且分别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来加以维护。由于反垄断法侧重于制止宏观的“协议打假球”行为或“黑哨”行为，以确保自由竞争的机制发挥正常作用[11]，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条款更应该出现“自由竞争”。当然，《反垄断法》的现行规定并不能表明中国反垄断法完全没有体现自由价值上的追求，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表述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保护产权和契约自由，所以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自由价值的肯定。另外，“公平竞争”的表达，也赋予了市场主体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