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行为，要做利弊两方面的分析。上面是关于“弊”的，下面是关于“利” 的。即革命之后，平民和权贵的预期利益有何不同？很明显，前者的预期利益远大于后者。这就是革命多来自底层的原因。
“探讨革命和改革，必须把握相关的概念，否则一切谈论都毫无意义。革命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革命指大的革新。狭义上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也有两种形式：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改革一般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与革命相对立。而改良是较小幅度的改革，与广义上的革命相对立。必须指出：革命在任何社会都不被法律允许，我们讨论革命和改革话题仅是一种学术讨论，决非意味着我们支持通过革命推翻现政权。”[5]
陈有西是个改良派，不是改革派。我是个改革派，不推崇暴力，但我认为：“革命是司法不公的最后救济手段”。[6]这就是我和陈有西的区别。我非常诧异的是，陈有西居然说：“这样的观点，我很容易找出他的出处，那就是‘乌有之乡’高级左派们一直在鼓吹的革命剥夺论。他们想回到土改，回到文革，回到共同贫穷。此公到了共产党执政时期，仍然在鼓吹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掠夺，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难道支持革命的只有左派草根，而没有右派精英？萧瀚、张雪忠等人都曾支持某些条件下的革命，难道他们也是“流氓无产者”、“野心家和视民如草芥的人”？
我只是说革命是一种可能的手段，并没有说现在要革命。如同我们说：我们要与台湾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有问题吗？陈有西的意思是：不管台湾怎么样，我们要搞和平统一，并且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陈有西将我“不能排除革命这种方式”偷换为我“鼓吹革命”。陈有西很恶心，起哄者很弱智。
关于革命的利，不能讨论的太多，只能点到为止。我在此只想说一点：革命可能是促进当局改革的一个压力和动力。萧瀚曾说“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被封博、约谈。陈有西明明知道现实中的苦衷，却讽刺我“他自己也害怕这样推论的逻辑后果，又连忙说，他只是为了反驳我，而不是支持革命。这位博士的逻辑能力可见一斑。”我深深怀疑陈有西的政治良心。
第二个问题，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政治和司法具有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关系。政治对司法的正常影响一般包括：立法和对法官的任命等。除此之外，政治对司法的干预一般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司法独立包括司法免于政治的非法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