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三天（7月23日）以后，发生在半年前的成都孙伟铭案一审判决出来， 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舆论为之哗然。法学界的基本反应是不赞成，社会大众也有不少人倾向认为判决太重。从法理上来说，对交通肇事犯罪处以死刑也是很难服众的，且也与减少死刑、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相悖。据了解，因交通肇事而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并一审判处死刑，此案在全国尚属首例，这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司法失范”倾向，在目前“跟风”判决的氛围里，它很有可能为各地效仿。
如果说杭州胡斌案的判决明显失之轻，那么，适用刑法11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都孙伟铭案的判决是否可行？我认为该判决不合法。理由有三条：第一，适用115条违反刑法第3条规定的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交通肇事犯罪法有明文，只能依据133条处罚。毫无疑问，交通肇事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是，刑法既然将它单列为一特殊罪名，其立法目的就是基于交通肇事的特殊性，将它从一般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中区分出来，加以有别于其它“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罚。即使从常理上说，交通肇事后逃逸又致人死亡非常可恶，但是起码在主观恶性程度上，它毕竟与第115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行为存在明显差异。法官在选择适用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必须遵守“特别条文优于普通条文”的原则（如果存在两种不同条文的话）。如果可以避开特别条文而适用一般条文，说一句极端的话，刑法分则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适用总则犯罪的定义就行了！为了加重处罚规避最相符合的刑法条款而适用一般性条款，不仅违反刑法第三条的规定，而且也有违宪法保护人权的法律精神，适用刑法第115条涉嫌侵犯被告的生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