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土化，抑或科学化？
在其晚近的著作中，邓正来教授主要以法学为个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倾向”（由于受“现代化范式”影响给中国社会秩序之建构间接提供了一副“西方理想图景”）进行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批判。[2]在主持此次圆桌论坛时，他再次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自主化问题，并以此为此次圆桌论坛的讨论奠定了基调。邓教授的上述思想其实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否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景是进一步科学化，探讨普适性的理论，还是需要本土化，立足于本国国情和文化？毋庸置疑，这是对中国政治学研究进行反思的一个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也正因其前提性和根本性，它激发了入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在其讨论的开篇，来自德国维尔茨堡大学Bj?rn Alpermann便对邓教授的上述观点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并把西方政治学概念在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是否存在着同一性的西方政治科学等问题抛了出来。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Jon R. Taylor尽管没有使用“本土化”的说法，但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考虑下列因素：中国的独特性；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同性质；中国历史、文化与发展的不同性质；政治与发展中所存在的城乡二元性和沿海—内地二元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作用；以及对中国而言具有独特性的社会和统计学上的关切等等。
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来自美国田纳西大学的钟扬则用较多的篇幅专门质疑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命题，它很可能会导致误解。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比较政治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因果研究，最后的结论要再回到理论层面。简言之，比较政治学的逻辑就是Adam Przeworski和Henry Teune所说的，要用理论概念作为变量取代国家的名称和符号（replacing proper names），而时间和地点都应视为潜在的变量。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停留用“国情”、“文化”这样的字眼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我们要解析“国情”“文化”背后的含义，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被解释的现象可以不同，但我们所追求的理论解释应具有普世的价值。因此，根据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途不在于所谓的“本土化”，而毋宁在于要将“中国”这一字眼去掉，将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