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之法律效果考量
1．犯罪记录由司法机关“封存”，不进入人事档案
我国并没有刑事案籍分管制度，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部分地承担了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的功能。{6}本文在此将着重探讨“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人事档案制度产生的影响，而目前刑法学界对此看法仍存在一定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即便有“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犯罪记录归入人事档案没有影响。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徐久生认为：“免除报告义务，只是不用报告，但其档案中还是有犯罪记录的。如果我国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那对未成年人将会更有利。”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仅仅是对“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而并非对“前科记录”的消灭。犯罪人有关犯罪的事实不在其对社会公开的任何档案中载明，原犯罪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部门加密保存，不予公开。{8}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也有地方法院实践了这一做法。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依据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改过自新的6名未成年犯实施犯罪前科消灭，并封存他们的犯罪记录，除公安机关因当事人涉嫌新的犯罪需调查外，其他情形下任何人不得公开。同时陆续封存以往判决生效的340多名未成年犯的“犯罪前科记录”。{9}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两种观点应当辩证地分析。从我国现有人事档案法律法规的角度看，第一种观点具有合理性。我国《档案法》第10条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人事档案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员工考核结果及奖励、惩罚决定存人人事档案。”很明显，刑事犯罪记录是员工“惩罚决定”的一种，并且是必须归入人事档案的重要内容，对记录和评价一个人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因此，未成年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并不能影响犯罪记录进入人事档案。尽管第一种观点的诠释不会引发现有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但是从立法者增设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本意来看，却并不尽如人意。刑法第100条的前科报告义务，性质上属于刑罚的后遗效果，起到预防有前科的人再次犯罪的特殊预防效果。但是，前科保留产生一种“标签效应”，曾经的犯罪人在重返社会时遭受名誉损害和资格限制，在升学、就业和生活中遇到重重阻碍，很难重新回归社会，在未成年犯罪人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立法本意在于帮助未成年人摆脱犯罪记录的阴影，更好地实现其再社会化。但如第一种观点的理解，如果仅仅在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可以不主动报告前科，人事档案中仍需明确记录曾经的犯罪事实，那么未成年人仍然难以摆脱被征兵和招录单位“歧视”的噩运。很显然，立法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对未成年人实现一种“心灵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要切实保证未成年人重归社会道路的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