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定罪证明标准而言，在美国一般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在德国一般表述为“内心确信”，不管如何表述，在本质上都是要求定罪的事实认定要达到“相对真实”的“事实确信”。[4]这种证明标准所相对的证明对象是犯罪成立的所有事实构成要件。尽管美国和德国在事实认定所依赖的证据类型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差异，[5]但是，从区分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角度来看，都有一些共同的证据运用规范。比如：（一）对于指控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一待证事实，控方提供了对应的实质证据，但辩方也提供了相冲突（证明相反事实）的实质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借助辅助证据能够形成“相对真实”的事实确信，就可以作出犯罪认定。这种情况对辅助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远近”关系没有特别的要求。比如，德国学者所虚拟的一个银行抢劫案就是这种情形：在该案中，有非常可靠的实质证据证明银行被劫的事实，但是，对于抢劫是由被告人A所实施这一待证事实而言，控方的实质证据主要是：案发现场的一位顾客X告诉警察，他认出犯罪人是从前的一个同事即A，尽管A当时戴着面具；A在机场准备出国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大量现金。被告人不但一直否认犯罪是由自己所为，而且在庭审中还提供了相反的实质证据，即其女友关于A在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词。控方的实质证据是不够坚实的，因为，X可能说谎，而且，从A身上搜出的现金，因与银行被劫的现金是否具有同一性也无从查考，所以只是可能而非必然为被告人抢劫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认定被告人的抢劫罪成立。[6]对此，X的宣誓行为、X和被告方的证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差异、被告人以前曾经犯过盗窃罪、被告人关于其生活和工作经历的陈述等这些辅助证据，对定罪事实确信的形成，都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控方提供的实质证据，能够证明发生了犯罪行为，但不能证明犯罪行为是由被告人所实施，即不能对被告人构成证明指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借助于案中辅助证据以及其他辅助证据形成“相对真实”的事实确信，也可以作出犯罪认定。这种情况对辅助证据有特别的要求，就是一般必须具备案中辅助证据，因为，没有这种要求的话，错误的风险一般是较高的。比如，前面所假设的杀人案所参考的美国案例，就是这种情形：在实际的案例中，实质证据中并没有假设中的第3个证据（一把刀）、第6个证据（关于刀的鉴定报告）、第7个证据（关于在被害人家附近听到呼救声的陈述）、第8个证据（关于甲讲述自己杀害了乙的转述），所有实质证据都不能构成对杀人行为是由被告人（理查）所实施的证明指向，但被告人为碎尸而租车和买电锯的陈述等案中辅助证据则能对被告人实施了犯罪构成证明指向，所以，尽管被告人辩解称租车只是为了清扫杂草和树木残枝、电锯早就丢失了，但是，陪审团仍然做出了有罪判决，对此，前述的案中辅助证据以及其他案外辅助证据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7]又比如，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所虚拟的一个人室夜盗案也是这种情形：在该案中，有非常可靠的实质证据证明被害人赖克家中的古钱币被盗，但是，对于夜盗行为是由被告人布朗所实施这一待证事实而言，控方不能提供任何实质证据（夜盗行为所生成的证据）。因此，为了实现定罪，控方不得不依赖于辅助证据，如：被告人的女朋友容陈述，在案发之前，她曾开车载布朗到赖克家附近，并知道布朗将盗窃一些值钱的东西，但不知道他具体想偷什么；被害人的邻居海因茨陈述，他在案发当晚大约10点看见被告人离开赖克的房子；赖克工作所在的汽车修理厂老板曼陈述，案发几天前，在被告人为赖克修车时，赖克曾向他谈起过钱币收藏、家里放有古钱币等事情。尽管辩护律师对这些证人陈述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但是，陪审团仍然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成立。[8]前述几个辅助证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案中辅助证据，这就是，容的证词为被告人在盗窃之前的行为所生成的证据，海因茨的证词为被告人在盗窃之后的行为所生成的证据；另一类属于案外辅助证据，即该证词为盗窃案之外的其他（相关联的）事件所生成的证据，如曼的证词。前一类辅助证据的存在，是该案可以做出有罪认定的许可性证据条件。（三）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事实而言，因为常常都难以获得相应的实质证据，所以，一般都允许仅根据辅助证据作出事实认定。这种情况，一般既不需要制定法律推定这种明确的规范许可条件，而且对辅助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远近”关系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比如，对于共谋犯罪的共谋意图证明，一般很难获得实质证据，允许从行为、结果、情节等证据（相对于共谋意图的辅助证据）中得出广泛的推论。[9]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方面，利用客观方面待证事实的实质证据来作为证明主观方面待证事实的辅助证据的情况十分常见。比如，在证明杀人是否为故意的时候，允许根据被告人向被害人开枪及枪中有子弹这样相对于主观事实的辅助证据来认定存在主观故意。[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