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伙伴关系是两者合作的一种自然的延伸：两种组织更加频繁的在一起组织活动，并且开始为了共同的目标进行策划，有的学者也将这种合作成为有象征意义的关系（asymbolic relationship）。[69]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典型例证是阿尔巴尼亚有组织犯罪与其地区的恐怖组织的合作和联系。在科索沃局势争端期间，阿尔巴尼亚黑帮和科索沃自由军（KLA）恐怖组织的合作被描述为“相互的（mutual）以及不可或缺的（integral）。”[70]如同前述，在此地区由于政府倒台、法治的缺失等有利的地区优势，两者间的合作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展开，阿尔巴尼亚黑帮掌握了巴尔干地区的海洛因走私线路，从现在许多掌握的资料来看，两者的合作在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高峰，两者间的合作已成为一种对双方来说都收益颇丰的形式（a well—oiled arrangement），上百万从毒品销售中所获得的美元流入了恐怖组织的阵营，帮助其购买更多的军火。[71]而两者合作的原因，不外乎黑帮组织希望恐怖分子的活动可以帮助其在科索沃地区建立一个毒品的天堂，而在整个其势力范围，其活动也并未受到很大的打击，除了政府力量的缺失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经济的因素，由于常年的动乱，这个地区的失业率普遍较高，工业的衰落，使公众对于其非法活动相对容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当地的毒品交易重新激活了经济的复苏。”[72]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两者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是在其短期的行动上的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地区的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前所述，恐怖主义的政治性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突出，有组织犯罪想要与其结合，光是利益上的互惠是不太可能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其中必有两者共同的政治上或者是宗教上的信仰的统一。这样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必定是较前一种稳定的，也必然是带有政治色彩，或至少是带有共同的除经济利益以外的考虑的。
两者合作的再进一步深化，就出现了融合的现象，出现了一种混合体（hybrid），许多个体既属于恐怖分子也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恐怖活动和犯罪活动在组织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犯罪活动就是为了支持恐怖活动。这样的情形，在南美的三角地区最为明显，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最近的年份中便反映出这样一种融合的趋势，其介入了各种与组织犯罪的合作，如敲诈、绑架以及抢劫等，而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便是毒品犯罪，FARC也参与到毒品制作与销售的各个渠道，[73]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其活动的构成也与传统的恐怖组织有了明显的区别，为了使其毒品活动更为顺畅，其甚至于哥伦比亚政府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在其活动的区域建立了非军事区，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打击了其他竞争对手。[74]
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的融合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融合（convergence）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许多合作却不容易走向更进一步的发展，更不要说两者的合并了。有时候区分这种合作过程是为了研究的方便。”[75]而且“很可能的情况是恐怖分子更容易形成一种与传统犯罪混合的形式而犯罪组织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展开恐怖主义式的进攻。”[76]但是，对于此种融合的趋势，研究者们不可轻视，“尽管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有可能不会变为战略式的合作伙伴，不过其中一些组织自己便会转变成为（transformation）一种混合的（hybrid）态势，世界在今后可能会面对比基地组织或者哥伦比亚毒枭更强大的跨国犯罪恐怖寡头（transnational criminal—terrorist cartels），这些组织甚至可能拥有推翻一个羸弱的或者不合作的国家的政治力量和影响。”[77]
这样一种威胁的存在确不是耸人听闻，恐怖主义的政治性和犯罪组织的技术性（tactic）相结合所拥有的手段力量和政治影响是惊人的，如前文所述，在其活动猖獗的地区，也必然是拥有广泛的民族的（ethnic），宗教的（religious）以及经济（economic）的支持，对于其的防范不仅要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力度上加大，更需要加强国内惩治有组织犯罪立法的执行力。
三、结语
恐怖主义，作为威胁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其综合影响力在9·11事件以后逐步显现，对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也从地区形势的划分和样本的分析逐步走向了理论的研究，而在此中，对于恐怖主义本身的定义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恐怖主义绝不是政治活动，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犯罪，使用暴力进行威胁、政治性、无差别打击是笔者认为的定义恐怖主义的三个关键词，也是区别恐怖主义活动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报复或者犯罪活动的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