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通过此方法得出了一个大致的图景：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的犯罪更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力量不强大，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ies）盛行，地区间冲突激烈，中央政府的权力薄弱的边境地区展开。法律与秩序的不健全，散居的社区形态，也是造成两者联合的有利因素。[55]
一种案例的分析可以很好的说明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合作所需要的地区优势。在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边界的三角地带（Th—Border Area），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长期盘踞于此，进行着与犯罪组织的活动或参与到犯罪组织的活动中来。
“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56]的法律虚无，其纵容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勾当的盛行，不过直到9·11事件以后安全分析人员和情报人员才对此地区引起了足够的重视。”[57]分析人员，也对此地区的历史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历史上的建设者就是有一位被怀疑与毒品走私有关的人物朱利叶斯·斯特欧赛尼（Julius Stroessner），并且其以容留纳粹罪犯著称。[58]加之这一地区的地理上的特殊位置，三国政府都缺乏一种有效地统一的打击犯罪的行动。三国政府对于进口的惩罚性的关税举措也造成了经济上使这个三角地带迅速发展的优势，此地不免成为走私者的天堂。此地的影子经济以占到巴拉圭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59]这样的一种优势吸引了更多的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将其作为进一步活动的前哨战，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人口贩卖在此地猖獗起来。正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走私汽车在此盛行，巴拉圭每年45万辆注册的汽车有一半来自于走私。”[60]而且，“显而易见的，被走私者用于运送走私车的路线也可能被恐怖分子使用，为他们的攻击做准备或者运送物资。”[61]在此地区，恐怖分子与犯罪组织建立了一种供应商与消费者的关系，有报道称：“香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将违禁品运送至此地，真主党的恐怖分子们在此地进行销售，通过从中所获取的利润去支持他们的恐怖活动。”[62]恐怖分子发现运用犯罪组织所拥有的技术、通信优势以及走私渠道比他们自己去获得这方面的技能和知识要更来得容易和节省资金。[63]
综上所述，恐怖分子与有组织犯罪的基础主要来自于资金和区域两方面优势的考虑，从中，恐怖主义获取了其活动所需的大量资金来源，并在世界上适于其生存和活动的场所建立了自己的恐怖基地，并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展开了广泛的和双赢的合作。在全球化进程加剧所带来的国际反恐战争的深入，来自于官方的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必将缩减，而恐怖分子必须找到其生存的另外途径，而通过与犯罪组织的合作，正反应了恐怖主义的转型，也预示着打击恐怖主义必须与打击有组织犯罪相结合的趋势。
（二）合作的方式和程度
恐怖主义与犯罪组织的合作在多层次与多方面展开，如果将视角仅局限在其在运用的手段上的模仿和短期内的活动的合作，将不利于对于两者在近些年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也不利于发现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两者混合的组织的认定，必须从两者合作的方式上和程度上进行分析。
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nexus），可以划分为行动上的合作（operational），两者间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以及两种组织的融合（hybrid），当然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也有恐怖组织转变为犯罪组织以及犯罪组织蜕变为恐怖组织的情况存在。如爱尔兰的北爱共和军在战争结束后就彻底蜕变为一种有组织犯罪的形式。[63]
在行动上的合作是最为常见也是最有可能实现的一种合作，这样的合作通常在恐怖分子学习了犯罪组织的一些犯罪手法后展开，“这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较为亲密的合作关系，不过不太可能形成长期的战略性的联盟。”[64]而在这种短期的合作之中，有一种更为特殊的第三者存在着，笔者将其归为此类，这便是自古以来便有的哈瓦那（hawala）非银行存款系统与恐怖组织的合作。这种非官方的汇兑形式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中东，由于海上和陆路贸易的盛行，它极大地方便了也安全的保障了商人们免受土匪和强盗的洗劫，这种非官方的银行系统完全建立在伊斯兰民族人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之上。[65]这种形式的存取款业务与我国清代中晚期在山西兴起的票号生意非常相近，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商业的安全。而这种非官方的银行业务发展到现今，却也为恐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犯罪活动和恐怖组织资金相互之间的流转，哈瓦那系统十分有效，它和真正的银行系统无异，并且手续简便，对储户也无限制条件。”[65]哈瓦那系统通过传统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家庭网络的方式将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67]有的调查说明，著名的Al Qaeda基地组织分子通过此手段将其犯罪所获取的资金转移到支持其恐怖活动，这个数目在一个月内的资金流转就可达到100万美元。[68]这样一种中介组织的存在为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的合作，尤其在短期内资金的流转提供了方便，也使其行动上的合作更为快捷和不易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