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法官的司法之外，乡村干部的司法解决了大量的纠纷，其中充满了各种技艺。形式法治论对乡村干部的司法非常轻视，对乡村干部的治理化司法现状很难认可，这可能由于对乡村干部的司法解决大量纠纷的现实不够了解。我们从两起纠纷个案的具体解决过程，开始对乡村干部司法形态的讨论：
水某与李某发生纠纷，包组干部调解多次都无效。一天，水某威胁要弄死李家的独子。左村长闻讯后立即前去处理，他知道纠纷不好调解，因为李某是包工头，“有钱有势力”，门户也大，向来要占上风。左村长先找到水某，谎称李某愿意道歉。随后去李家，由于知道李某是“顺毛驴”（“摸得好就好，摸不好就很犟”），便夸他：“李经理，你是有本事的人啊，好烟拿出来抽啊！”李某很高兴，说：“今晚在老弟家喝酒！”左村长说：“还有几个村干部要来喝酒。”李某就问怎么回事。左村长说：“你是明白人，也是有面子的人，有事你自己知道的。”李说：“是不是和水家的事情？”……村干部说了很多好听的话，李某最后说：“你要我怎样赔礼都行。”于是，左村长又去劝水某见好就收。一起可能演化成恶性事件的纠纷，最终以李某到水家道歉而被成功化解。[44]
访谈时，村干部说：“调解之前，当事人的性格要摸清楚，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他们称之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本案中，对李某“顺毛驴”性格的把握就是打开纠纷这把“锁”的有效“钥匙”。
两户村民因地界产生纠纷，一直无法解决，最后闹到镇政府。负责调解的副镇长知道，纠纷一方是村支书的侄子，另一方是村长的亲戚，而村长和支书之间存在矛盾。副镇长找到支书，支书说，自己可以出面管侄子，但管不了对方。村长也是类似的说法。最后，副镇长将所有人员都叫到地界处，他朝争议土地中间画了一条线，说：“就这样定了，以此为界，谁也不准再闹！”并分别对支书和村长说，如果再有异议，你们管不住自家人，就是与我个人过不去。这样，副镇长“粗暴”地将纠纷摆平。[45]
调研时，副镇长说：“农村的纠纷常常是‘意气’的事，只能‘意气’解决；这些纠纷没有真理可言，只有情感，因此不能只讲法律，必须运用整体思维。”
上述两起个案，鲜明地凸显了乡村干部司法的高超技艺，这在当前乡村干部的司法中有相当的普遍性。乡村干部的司法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高度依赖地方性知识；第二，不遵循法律程序，通过独特的司法策略和技巧，解决村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第三，对于村民而言，它是快捷而低成本的。因此，乡村干部的司法是治理化的。
乡村干部是村庄地方性知识的载体，他们生长于村庄之内，了解纠纷诉求的意涵，了解纠纷的前因后果和症结，了解当事人的性格特征，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能够“对症下药”，以出人意料的方法解决纠纷。一个乡镇干部告诉我们，他处理纠纷时，起初总是放任当事人数落与案件无关的事情，甚至放任双方吵架，而且总是认真地听他们数落或争吵。他说，这是当事人“消气”的过程。当事人只有“消气”了，才可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论纠纷的实质问题；乡村干部只有认真听当事人“消气”，才能获取信任。另一个乡镇干部告诉我们，他有时会故意放任事态的“恶性”发展，直到最后一刻才出来摆平，这样可以给不讲理的当事人造成压力，压制他们接受调解方案。乡村干部更多以举例子、打比方、劝说“将心比心”等方式调动了当事人的感情，以感情的力量而不是逻辑的力量说服他们。乡村干部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掌握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乡村司法技术，在实践中解决了大量的纠纷。尤其是村干部，他们生活在村庄内部，是村民中的一分子，因与村民“鸡犬之声相闻”，能在第一时间制止纠纷的恶化，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毫无疑问，乡村干部的司法是成本最低的乡村司法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乡村干部的司法仍然处在法制的大框架下。尽管司法过程缺乏程序性，但实体利益的调解还是要以法律规定为基础，尤其是涉及利益之争时，“现在农民也懂法了，不依法也不行”。
四、“双二元结构”的合理性
上节呈现了乡村司法的实态，但从实态之“是”到乡村司法理论之“应当”，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价值判断是跨越这一鸿沟的中介。正如马克斯×布莱克所说：“事实如何的前提与应该如何的结论之间有一断裂，连接这一断裂的桥梁只能是当事人从事相关活动或实践的愿望。”也就是说，“应当”是主体的愿望与客观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它通过主体的愿望从客观现实（“是”）中产生和推导出来。当客观现实有利于主体愿望的实现，它就具有正价值，从而属于“应当”，否则就属于“不应当”。[46]建构乡村司法理论的愿望在于对乡村司法实践进行有效指导，以回应乡村社会的秩序需求。在乡村司法中，只有实现了秩序价值，正义、公平、自由等价值的实现才有可能。因此，秩序是建构乡村司法理论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具体来说，对乡村司法理论的建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司法在实践中应当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第二，乡村司法在实践中要能满足乡村社会生活各种具体的、特殊性的复杂秩序需求；第三，乡村司法在制度层面应当具有恰当的统一性和足够的灵活性，以在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兼顾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
随着中国农村发展，乡村司法最终也许会走向形式法治，但并不意味着应当立刻如此。虽然当前乡村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展，但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农村人口不会有太大的减少，农村无法快速、全部实现城市化，乡村司法制度体系也无法快速简单地形式法治化。这是乡村司法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因此，我们需要稳健的乡村司法理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呈现出的双二元结构有其合理性，[47]它大体上与乡村社会的司法需求、经济基础是相匹配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应予维系，而不应该遭到“揠苗助长”式的破坏。进而言之，“双二元结构”论不但呼应了乡村社会的变迁，而且顾及了变迁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应当成为指引实践的乡村司法理论。
（一）形式法治形态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显然，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司法产生了新的需求，使得乡村社会与国家法律越来越具有亲合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乡村纠纷的案件类型有所变化，对乡村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下的中国农村，与传统中国或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有了很大不同，纠纷的类型也有很大变化，合同、侵权、交通肇事、产品责任等新型纠纷不断出现，对它们的责任认定需要借助现代技术和法律知识。第二，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重塑了农村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使得村庄地方性共识日趋瓦解，地方性规范存在的空间日趋狭小，国家法律日益成为人们达成一致意见的中介。可以说，日益陌生化、异质化和流动化的村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权威性的国家法律体系来维持秩序，乡村社会变迁正在造就“接应”现代法律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基层法官的司法若不走向形式法治形态，而完全维持治理化的形态，将难以面对司法需求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