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指出的是，基于权力监督的制度性安排，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行政诉讼化解行政争议的间接性和不彻底性，对此，我们应保持必要的理解与宽容。行政诉讼在纠纷化解方面先天不足，而在坚持规则之治的前提下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尤难。“行政诉讼的存在并未单纯是为了解决纠纷或争端，不存在单以纠纷解决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制度。”[29]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多元的，在追求行政争议实质解决时亦应兼顾行政诉讼的其他目的，不能罔顾司法规律而迷失行政诉讼的本性。
【作者简介】
贾亚强，单位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相关内容可参考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于2010年5月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此，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分别形成“一元说”、“二元说”和“三元说”。参见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如在大量的拆迁案件中，当事人往往对其起诉的拆迁许可、拆迁裁决等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太关心，其真正关注的是拆迁补偿是否到位，这些案件仅通过简单的裁判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纠纷。
章志远：“我国司法政策变迁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新课题”，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
事实上，有时候这种司法体制外的力量在行政纠纷解决方面更具有优势，使得司法问题通过非司法的途径解决。参见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60页。
钱弘道、吴亮：“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解读
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
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2页。
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作为例外，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法院此举并非有意偏袒行政机关，而是由于合理性问题的判断缺少标准，难以把握，而且合理性的评判容易受到超出合法性审查范围的诘难。
同注，第1342页。
行政法律关系论为司法审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参见鲁鹏宇：“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
并不限于行政法律关系，还可能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对以民事争议为基础的行政案件而言，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关键。如房屋登记行政争议中，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有效性、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等民事法律关系，对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
章剑生：“论利益衡量方式在行政诉讼确认判决中的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6期。
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邓刚宏：“论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及其理论价值”，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
江必新、梁凤云：《
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758页。
这些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应用，并为最高法院所倡导。参见“王丽萍诉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交通行政赔偿案”、“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载《中国行政审判案例指导》（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9-104页。
杨建顺：“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载《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弗里德赫尔穆·胡芬：《
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同注，第190页。
同注，第765页。
同注，第196页。
借鉴
民事诉讼法上的“争点效”和“争点排除”理论，基本判决理由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为论证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决定性因素；（二）经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和辩论；（三）法院进行了实质审查并做出司法上的判断。
贾亚强、姚军强：“民行交叉案件中行政判决对民事诉讼的效力”，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2月29日第6版。具体案例可参见“郑参茂请求撤销房产证案”，载《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公报》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8-88页。该案中法院在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登记行为的同时，专门在判决理由中注明：本案仅审查被诉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裁判结果并不及于张志与郑参茂关于诉争房屋的民事法律关系。
黄学贤、丁钰：“行政审判中司法建议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页。
应松年、杨伟东：“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正初步设想”（上），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